一天晚上，他看到一个喝醉的白人男子殴打一个黑人，他马上报了警。警察来了以后，反而继续殴打那个黑人。后来，年轻的李敦白问自己的姑妈，为什么司法系统可以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她告诉我，这世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公正，一切都要靠金钱来交换。这让我非常震惊，我是读着各种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长大的，我相信正义一定存在”，李敦白说。
他拒绝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奖学金，选择了到北卡来罗纳大学学习哲学。由于受到当地工人境况的触动，青年时期的李敦白花了大量时间为维护南方劳工的公民权利而奔走。
二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并被选派到位于斯坦福的远东语言与地区学校学习日语。但是到校后，他转学了汉语，他觉得学了日语也许会被派往日本参加漫长的战后占领。
他希望尽快回到美国继续他的劳工维权活动，本以为中国之行会是一段简短的插曲，但是他在中国一待就是三十多年。
结束汉语培训后，他飞跃太平洋，与另外几位语言专家一起从印度沿“驼峰航线”到达了中国昆明。他们的任务是协助盟友中国国民党政府恢复战后的国内秩序。
中国是个美丽的国度并为李敦白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经历，但是饥荒、贫困和政治的腐败浇灭了这个来自美国南部的年轻人的热情。他和部队到达中国后，一些国民党军人提出给他们找一些女伴。
“他们告诉我们说只需一美元，就能在附近村子里带一个中国女孩过来，而且保证是处女”，李敦白说，“只为了一个美元，他们就去抓一个女孩子，大家都知道这事，但是没人去阻止。”
官员们偷偷囤积粮食、金钱和各种物资，而农民们却在忍受劳苦和饥饿。路边经常可以看到腐烂的尸体，而官员们则对他和其它美国人轻松地谈论着如何掠夺和折磨老百姓。
“根本没有洁身自好的动力，你不得不腐败”，他接着说。就连办理最基本的事情，公务员们都会索要贿赂和回扣，“那是规矩，人们已经习以为常。”
其中一个最让他难过的经历是他介入一起关于一个叫李木仙的12岁女孩的死亡调查。一名醉酒的美军士兵在派对上彻夜狂欢后，在路上将她撞倒了。
这个士兵当晚在某夜总会搭上了一个舞女，醒来后十分头痛，发现已经过了该回部队的时间。喝了几杯威士忌后，他就开车回营房。在路上，他看到了李沐仙，为了好玩想吓唬她一下。
“我当时就想看看只要不撞到她，我能把车开得离她到底有多近”，这个士兵在证词中说。
调查员派李敦白去访问目击者，包括小女孩的父亲。“我们一无所有，这辈子光吃苦了。女儿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本来还希望她能过得好点”，这位父亲说。
在报告中，李敦白建议军方提供最高赔偿，但是助理理赔员把赔偿金削减到26美元。李敦白提醒这位理赔员说，不久前军方还为一匹马赔给一个农民150美元。
但是这位理赔员说，赔偿金是基于丧葬费和死者的收入来确定的。一个小孩子没有收入，而且一个小棺材也花不了多少钱。一匹马是有价格的，但一条人命却没有。
李敦白把26美元给了女孩的父亲，内心非常难受。但当天晚些时候，这位父亲又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他退回了6美元，这把李敦白搞糊涂了。
李敦白意识到，原来这位父亲以为他们也像腐败的中国官僚一样，虽然赔偿金很少，但还是认为自己应该退回一些钱作为回扣，以回报帮他得到补偿的人。李敦白没有拿他的钱，把他送走了。
这件事曾萦绕在他心头多年。
发现中国
在中国西南，李敦白开始阅读当地报纸，包括一些宣传北方共产党游击队英勇行为的地下报纸。
好多报摊偷偷卖这些报纸，而当地老百姓把游击队看成民间英雄。“看起来，他们组建了廉洁的政府，而且颇具民主色彩”，李敦白说。
就在同时，李敦白结交了几位共产党人，他们经常一起吃饭、喝酒、听音乐。他们给李敦白讲了一些上海地下党的情况。于是，他申请被派去上海以度过剩余的服役期。他的上级给他开了绿灯，于是他上路了。
上海是一座喧闹的国际大都市。“我被吓到了”，李敦白说。当时的上海是一座堕落之城，在中国西南遇到的腐败情况在这座港口城市被放大了许多倍。
“南京路是主要的街道，总是挤满了人，大多数是妓女和皮条客”，李敦白回忆道。
“夜总会里的糜烂奢侈与路边的贫穷饥饿就在同一条街上展示给你看，无论走到哪都很可能会冷不丁踩到一具尸体”。
一天早上，他打开军队营房的大门，发现了一具尸体。“当时他还是坐着的，是前一天晚上被冻死了”，李敦白回忆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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