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万中国无户口“黑户” 可能将迎来人生转机

　　没合法身份 影子般的活着

　　李雪发现，她似乎没有被这个世界作为一种存在。她有时会问：“世界上真的有李雪这个人吗？”她用姐姐的医疗本看病，用姐姐的借书证借书，她作为姐姐的影子活着。

　　一切需要身份证的事情，都与这个叫“李雪”的人无关。没去过博物馆，没住过旅店，没有银行卡，没收过汇款，连快递都寄送不了，甚至想要去药店买盒康泰克，都被售货员拒绝。

　　“她连疫苗都没打过。”回忆起往事，白秀玲的眼眶噙满泪水。按照国家规定，婴儿都要免费接种疫苗，但只有在卫生部门登记了新生儿住址的才能接到疫苗通知，可李雪连户口都没有，更不用说户口住址。

　　从李雪家走路到北京南站只有2.8公里，可是22年来，她从没出过北京。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香山。

　　她没谈过恋爱，也不敢想象有一天能够像姐姐一样结婚生子。“结婚证都领不了。”一说起来，李雪就眉头紧皱。

　　12岁那年夏天，她在西单、王府井发“传单”，就是一封写有自己遭遇的求助信，“希望找到一位包公”。

　　有一次，警察把她和其他来京上访的人带走了，送到永定门救济站。救济站的人一听说她是北京人，立刻就将她赶出来了。那是一个上午，救济站发的早餐票她还没来得及用，就只能站在明晃晃的大马路上哭……

　　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因为没有身份，自己可能随时被“消失”。

　　而孙慧慧想要在她婚后的暴力家庭中“消失”，却因为没有身份证根本出不了门。

　　1983年出生的孙慧慧，生母在其4岁时病逝，收养家庭为避免超生罚款不给她上户口。“黑户”的她像个“物品”一样先后被“转让”近10次。16岁那年，最后的收养人逼她出嫁，跟随躲债的丈夫逃到远离家乡的新疆生活。

　　也是16岁，，董振宇外出打散工。因工头同情，他才得到了一份搬砖的工作。没有身份证，别人3000元的月薪，他只能拿到800元。因为不懂技巧，一天下来，手上布满血痕，“我就想证明自己”。

　　没有身份，在很多常人眼里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到了李雪和董振宇等“黑户”身上变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

　　2008年1月6日，北京一名高三女生因没有户口，担心不能参加高考，服毒自杀。

　　云南注明的“黑户”村马头坡村，小学3年级的李美珍发烧3天了，只能在家熬着。没有户籍，没有医疗保险，当地人生病大都靠自愈。

　　而同村的王少华的土房简陋得甚至没有门窗。17岁的他担心自己没法出去打工挣钱而娶不到媳妇。

　　与政府纠缠 找回自己的身份

　　“人家的日常生活就是接送孩子上学、放学，我们家的日常生活就是起诉、上诉、找户口。”李雪说。

　　1995年，李鸿玉和白秀玲开始带着2岁的李雪上访。上访要不来户口，从1998年开始去法院起诉。

　　先告永外街道办事处计生办，再告永外派出所，然后是崇文区计生办，最后是崇文公安分局。先李鸿玉告，又以白秀玲的身份告，再以李雪的名义告。

　　结果通常都是：一审，败诉；上诉，败诉；申诉，败诉。申请抗诉，驳回；申请再审，驳回。

　　16年间，除了诉讼的主体不同，官司的结果全都一样。每当接到败诉的消息，李鸿玉就坐在破旧平房外的院子里抽烟，一声不吭。两三块钱一包的红梅，他一根一根不间断地抽，直到把一整包烟抽完。

　　官司在一次次败诉，孩子却在一天天长大。李鸿玉夫妇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上访。他们跑遍了区、市、中央的公安部门、计生部门、政府信访办、法院、检察院、妇联和残联等十数个政府机关、单位和部门。

　　因为不停信访、打官司，他们一家成了“特别关照的对象”。“我们都被编了号。我爸是一号，我妈是二号，我姐是三号，我是四号。”李雪翻出一张“控制力量值班表”。

　　这张表格显示，被控制人为李鸿玉和白秀玲，2009年从10月1日到10月7日，在侯庄63号路口和民主北街93号口，每天早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各有3名民警值班。

　　“只要家里有人出门，外面就有人拿着对讲机喊，一号出去了；三号、四号出去了。”李雪说。

　　2014年11月6日，李鸿玉去世。在为女儿的户口上访19年，诉讼16年后，一个父亲最终还是没能为女儿找来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