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2009年上海就有近万家兰州拉面馆，经营者中青海化隆人占70%、河南人占20%，兰州人则凤毛麟角——相对富裕的兰州人缺少在异乡开店的冲动，所以兰州人只能抱怨外地人败坏了兰州拉面的名声。
为什么经济发达地区的饮食文化只能占据较高端市场在小范围内流行？答案非常直观：吸收了大量外来劳动力的广东、上海、北京人、浙江、山东等地，少有本地人愿意跑到外地去开餐馆——开在外地的粤菜、沪菜、北京烤鸭乃至山东菜馆，几乎都是定位在中高端的。
而发达国家流行穷国饮食，是因为在美国，是华人、墨西哥人、意大利人、印巴人、越南人到处开餐馆，在德国，是土耳其人遍地开餐馆，在法国是北非阿拉伯人，在英国则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人——但你同样不会看到美国人在中国到处开餐馆，德国人到土耳其开餐馆、法国人跑到北非开餐馆，英国人到印度巴基斯坦开餐馆。
人口总是从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因为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就业机会更多。但不是不存在特殊的相反例子，西藏就是这样的典型，像拉萨这样的城市已经完全四川化和西北化。
移民深刻改变本地原有口味最好的例子，其实是上海。上海原处于口味清淡的淮扬菜和浙江菜势力范围，但我们熟悉的上海菜却以浓油赤酱、口味较重著称。崇尚口味清淡的浙江人未必看得起今天已获得高端地位的上海菜。
上海菜明显比周围邻居口味更重，答案或许应当从它曾是中国外来移民比例最高的城市中找，即来自重口味地区的大量底层移民——譬如苏北菜和安徽菜相对淮扬和浙江菜，明显要更为重油重色，它改变了苏南和浙江移民口味相对清淡的底色。
对于劳务输出的大省来说，川菜的口味特征可用麻辣来描述，贵州菜可用酸辣来描述，湖南菜则可用干辣来描述。这时你会发现没法用最简短的词来描述兰州拉面、沙县小吃、天津煎饼、麦当劳、肯德基的味道，而日本料理、广东海鲜、潮汕菜之类，更不可能用最简短的词来概括其味道特征。
从传播角度来说，特征越是单一、鲜明、强烈的东西，辨识度就越高，越容易在同类中获得更多注意力。辣或许是我们能感知的味道中辨识度最高、刺激性最强的，以辣为特征的菜系很容易优先获得人们的注意力，让人们得出中国人口味在变辣的结论。
而粤菜、潮汕菜、日本料理这类味道丰富细腻微妙的饮食，无论怎么扩张，我们都很难用某某味道征服中国这样的话来概括。与之相似的还有欧洲葡萄酒与北京二锅头，尽管品酒师和经销商们发明了无数似是而非的词来形容它精妙无穷的口味，事实上除了古怪的酸涩之外，没有人能说得清它的味道，二锅头的“辣”就直截了当得多。
穷口味与富口味
然而，不同地区相似的口味偏好，有时确实有相似的外部环境规律。
工业革命前，腌制、熏制、发酵是保存食物的有限手段，越是无法保证任何时候都可获得新鲜食材的地区，越偏好大量使用腌制、熏制、发酵食物；而偏好辛辣等刺激性风味的地区，往往是过去相对缺少优质食物来源的地区。
如果一个地区具备上述两个特征，它形成的口味很容易被认为是重口味的。
而在物流便利或优质食材相对更丰富的地区，确实会形成较少使用刺激性调味品的饮食偏好，往往更容易将食材能否体现原汁原味上升为烹饪的审美标准。
但这并不一定都意味着烹饪讲究原汁原味的地方，一定就比烹饪时相对重口味的地方富裕。譬如蒙古人传统的羊肉烹饪方式，都是清水里撒一把盐煮着吃，讲究新鲜和原汁原味，而哈萨克人除了水煮，也偶尔烤制，到了中亚再往西，羊肉多烤制，会加入大量调料。并且越是富裕发达地区越是如此。
刺激性调味品可以增强食欲，通常对富有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古波斯的贵族们也曾把食量当成男子气和勇武的象征），把原汁原味与重口味上升到富人与穷人格调差别的，也是上层社会人士。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美食家阿切斯特拉图（Archestratus），以六步格诗的形式留下来的《奢侈人生》，可算这种“腔调”的最早代表。
曾走遍整个古希腊世界的阿切斯特拉图相信，高端的烹饪必须奉行极简主义，选用最好的食材并配以最少的作料，而偏爱调料则被他视为“极端贫困的标志”。奶酪这种希腊人常用的食物放在鱼里，会被他认为是对其原味的玷污。
当时的希腊上层社会，因为哺乳动物主要用于祭祀神祇，认为哺乳动物是下等人才会吃的东西，上等人应该吃鱼。所以阿切斯特拉图存世的62段诗中，有48个和鱼有关。当然，他认为鱼应当保持原味，只能撒一点孜然及少量的盐。
但是，如果辛辣刺激的调味品是稀缺物，格调或许会反过来。生活在公元元年前后古罗马的贵族阿毗丘斯（Apicius）留下了一本叫《关于烹饪》的指南。书中500份食谱中，有400个是关于调味汁的——疆域辽阔的罗马人有机会接触和获得远方各种香料，于是更多昂贵的调味品就成了身份和品位的象征。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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