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尽管身居高位,在中央党校同事心目中,李书磊还是习惯于用学者的语言与周围人讨论问题,而非官员的语言。
他通常的讲话,只对一个问题进行学理分析,同时又能与党的重大理论联系起来。
李书磊常常说:“讲话不能讲满,要留有余地。”
这个“余地”,不是出于做人的油滑,而是“他认为在你不能穷尽和掌握所有分析材料的时候,应该有学者的严谨,说满口话不是学者应有的态度”。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是李书磊在中央党校具体分管的部门之一,在该部一位教师的印象里,李书磊几乎不喝酒,一般也只参加他分管领域的外事活动,他有着学者的严谨,但也有文人的幽默。
有一次,一位外国友人来参访党校,送了李书磊一样类似于当地土特产的东西,李书磊端在手里就问:“这个是吃的东西,还要交公吗?”
这位教师还记得,每次党建部青年教师的读书会,李书磊几乎都会来参加,不仅仅是听,还会自己讲。
“我们都很佩服他这点,虽然是文学专业出身,但他对政治学领域也有自己的学理思考。他往往从政治哲学的高度,能够把我们的观点包容进去,”这位教师说,“他的见地就是能把年轻教师吸引住。虽然早就知道他有‘北大神童’称号,但仍然会被他的超然禀赋折服。”
六
曾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提出中央党校要成为一流学府。
习近平说,“一流学府”要体现在一流的教学和科研、一流的人才和队伍、一流的硬件和基础设施、一流的管理和服务、一流的风气和人文环境五个方面。
李书磊对此有自己的思考。他经常对教师们说:“外界评价中央党校的老师讲话敢讲,我更希望外界说我们的老师很有学问。”
李书磊喜欢和年轻人聊些轻松话题,甚至不惜爆光一点自己当年的糗事。
比如他在北大读书那会儿,如何当同学电灯泡的故事。李回忆说,那次当电灯泡最大的收获就是吃了有生以来最香的一顿水饺。
他虽然允许年轻人犯些小错误,但该严格的时候还是很严格的。
有一次,一位年轻教师在说自己这一年发了多少多少文章,李书磊正好听到,马上指出:数量不是关键。
另外一次,一位年轻老师恰好发表了篇谈石家庄的城市建设逻辑的文章,李书磊注意到了,专门找到那位年轻老师说,“你那个观点不一定对,我们好好聊聊。”
李书磊对青年学者的关心还体现在生活上。他拿到经费首先会向青年学者倾斜,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最优秀的人到了我们党校,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机会,不关心、不培养他们,这是极不负责的行为,甚至是损阴德的事。”
话语间分量已经很重了。
七
李书磊的学问在学界一直颇受好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李书磊闭户读书,写出了一系列重读经典的好文章。
那个时候,“李书磊”三个字堪称如雷贯耳,他的《为什么远行》《杂览主义》《重读古典》《文学的文化含义》《我观世音》等一系列书籍,不仅引起学界的注意,更在全国拥有相当可观的粉丝读者。
至今,豆瓣读书上关于《重读古典》一书的讨论中,仍然可以看见有年轻读者评价:“读一下他的文章,我们就会知道李书磊的判断是多么深刻。”
1989年到1991年这两年间,李书磊曾在北京西郊赁屋而居,不问世事,只在窗下苦读古书。
“读到感动之处,就特别想找人聊一聊,但没有人,我就把心得写成札记。有一天傍晚,我走出家门,门外正纷纷扬扬地飘着大雪。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站在雪地里,不知为什么,我竟泪流满面。”李书磊说。
后来,李书磊把这些读书札记整理发表,写了一系列重读古典文学的好文章,也就有了1997年的《重读古典》。
李书磊从不否认自己著书是出于一种情感需要。“人过了25岁,沧桑感就有了,漂泊感也有了。年轻的时候,凭青春力量四处闯荡的那个阶段结束了,情感的浪漫主义也结束了。这时候,就特别需要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情感的皈依。追根溯源,对于国土的情感,对于中华民族的情感,包括对于中国经典和汉语的情感,才是我们真正的精神寄托。”
这种情怀在孔庆东的文章中也得到佐证:“每见书磊,他总是号召大家埋头读书,为国效劳,一副‘龙头老大’的气派。”
李书磊曾自称最敬佩白居易。
他认为,白“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用佛家的无差别心洞见人生,他避免了人们常用的那种等级偏见”。从《琵琶行》到《长恨歌》,白居易不仅体察了下层的苦难,为歌妓的遭遇而湿了青衫,也还给了帝王“人”的角色,同情作为一个帝王内心的痛苦与无助。
李书磊说:“这入骨三分的倾诉使我们对无限的人生肃然起敬,我们从这里读出了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深深悲悯。”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