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30年两次攻打长沙,毛泽东均无法与杨开慧取得联系
1930年,红军曾两次攻打长沙。第一次是7月27 日,彭德怀等人率领红三军团攻进城内。由于敌人很快组织反攻,红军主动撤出长沙。第二次是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会合后,于8月24日起分三路攻打长沙。但这次强攻失利,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于9月12日正式撤围。当时,杨开慧就带着孩子住在板仓,与攻城的红军相距百余华里。毛泽东为什么不安排人接他们出来?关于这个问题,美国传记作家罗斯·特里尔的揣测是,毛泽东主观上不愿搭救杨开慧,“他要避免原有的妻子与新娶的妻子彼此相遇”。基于这一揣测,对毛泽东的道德指责就顺理成章,“假如是这样,足以哀伤的是,这种动机同毛泽东在那时和日后所持的以‘政治路线’为指南的道德行为形成鲜明对照”。作为一部在国内有着过百万发行量的《毛泽东传》的作者,罗斯·特里尔的描述与推测被大量引用与发挥,产生了很大影响。
正确分析这个问题,需把握三个方面的基本情况:
一是从现有史料来看,1930年,由于湖南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井冈山失守,毛泽东与杨开慧之间仍是信息不通的。
彭德怀在1930年9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1930年7月攻入长沙城后,发现长沙“过去缺乏党的领导”,“全长沙仅八个失败情绪很深的党员”。这个数字统计可能不准确,但长沙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1929年底,杨开慧在手稿中抒发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时写道:“我写一个信给一弟,有那么一句话:‘谁替我把信寄到他,因此得到他的回信,谁就是我的恩人’。”杨开慧不知道的是,这时“一弟”已经被捕入狱,她写给他的信,也只能是无果而终。
二是从两次攻打长沙的实际情况看,毛泽东均没有机会寻找杨开慧。
第一次攻打长沙,毛泽东正与朱德率红一军团在南昌附近作战,对此并不知情。彭德怀率红三军团第一次攻打长沙,是趁何键忙于追击张发奎、李宗仁部,长沙防备空虚,抓住战机,相机行事的结果。1930年6月,红五军军委在湖北刘仁八、红四军前委在福建长汀,分别听取了全国苏区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的传达。中央决定,将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进攻武昌,配合二军团和红一军夺取汉阳、汉口;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一路军(不久改称红一军团),夺取南昌、九江。这说明,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的作战方向、作战区域,都是不同的。彭德怀认为,打武昌是军事冒险主义,“比一九二九年一月井冈山突围和六月进攻安福还要危险多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为执行中央指示,同时尽量保存、发展红军,他采取了折衷的方案,即一方面进攻保安、金牛、鄂城等地,作出要打武昌的姿态,一方面又趁蒋介石将岳州兵力大部调往武昌之机,攻下了岳州。同样,打长沙的战机,也是这样出现的,“时知张桂均已退衡宝,何键大部已跟踪进击去了,长沙空虚,可以夺取”。战机难得,且红一军团、三军团互不相属,所以彭德怀不可能与当时正在江西樟树的毛泽东提前作沟通。直到8月3日,毛泽东才在奉新获悉何键部在湖南追击红三军团,遂和朱德发布命令,令红一军团先取浏阳,进攻长沙。8月7日,彭德怀已带部队撤出长沙城,毛泽东才得到7月30日和8月1日的上海报纸,得知红三军团已乘虚攻克长沙。
第二次攻打长沙,由于强攻不下,加上互无讯息,毛泽东没有机会去寻找杨开慧。8月23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军事指挥的指示,红一、红三两个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兼总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这次攻城,毛泽东是直接领导人;但是,从敌我力量对比情况出发,他并不赞成中央强攻长沙的指示。由于总前委多数人主张立即再打长沙,所以,毛泽东和朱德同意先试一试。事实果然未出他们所料,在诱歼敌军七八百人、俘虏千余人之后,何键坚守不出,红一方面军强攻失利,遭受了较大损失。 9月12日,在驰援长沙的李宗仁、张发奎部已进至湘潭的情况下,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围。第二次攻打长沙遂告结束。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主张二打长沙,是基于对客观情况的慎重考虑,而绝非出于个人私心。在对杨开慧的近况并不知晓,长沙城又难以攻下的情况下,毛泽东既无法、也不能派人去找寻她的下落,亦是情理之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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