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之子刘源谈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图)

　　毛泽东“完全赞成”声势浩大的运动方式，并要求“迅速实行”。1964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后十条”，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是反复向群众请教的结果。鼓励王光美再下去，并派他的秘书林克和卫士同去一个大队。

　　1964年11月，王光美第二次下乡，到河北新城县高镇大队。“后十条”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基层干部几乎都靠边站了，“有枣无枣打三杆”，打击面太宽了。草木皆兵，人心惶惶。正好安子文也由山西写来报告，批评工作队有“洪洞县里没好人”倾向。刘少奇立即批转全国：要相信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中共中央华北局随即通知王光美在人民大会堂向各省负责同志汇报纠正“左”的倾向，解放大多数的做法。

　　“后十条”在执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反映出这个文件的内在矛盾：它一方面指出敌人“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一方面又提出“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前者是解决敌我矛盾，要夺权，后者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教育。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开始时几乎完全一致，一样的目标，一样的积极，一样的感情基础。运动中期，呼应烘托相当默契，彼此非常满意，但没有持续多久，潜在的矛盾终于表面化了。

　　亲密战友的分裂

　　当初，恐怕连毛泽东和刘少奇自己也未必感到分歧有多么的严重，在制定“二十三条”时，似乎一夜之间突然爆发。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开了一个月的全国工作会议。薄一波的回忆录对这次会议的内容记载得十分详细。本文主要根据刘少奇向刘源的简述，以及“文革”后安子文对刘源的三次回忆来论述。

　　毛泽东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在这一天和以后多天的会上会下，毛对刘表示出强烈的不满。

　　毛泽东讲的是抓敌我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下，“四不清”干部都变成敌我矛盾了！刘少奇不同意这一提法，缓和地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毛泽东激动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仍坚持己见，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张霖之就是！”

　　刘少奇不敢再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点谁的名，谁就倒了。“文革”一开始，张霖之同志首当其冲，惨遭酷刑拷打，成为第一位死于“革命行动”的部长级高干。

　　至“文革”中，刘少奇依然想不通：“不错，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不是社会主义你死我活的斗争运动。不能总要找出敌我矛盾，一棍子把人打死。”

　　毛刘的这一段对话，点到了分歧的本质。

　　令人不解又值得思索的是：上文讲及1963年决定发动社教运动的会上，正是毛泽东强调教育“一抓就灵”，刘少奇大讲“阶级斗争”（后来证明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运动搞了一年多，此时，又是刘强调“教育”，毛大讲“阶级斗争”（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出现奇特的颠倒。仿佛一个由理性趋向狂热，一个由理性走入现实；一个升温，一个降温。太富戏剧性了！

　　我们必须请读者搞清一个极端重要的差别：刘少奇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官僚主义分子和官僚特权阶层，是指由等级分化、权力异化而来的变质分子；毛泽东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变质分子外，还包括由一般性贫富差异被误认为阶级分化而来的“新生资产阶级’，而更多的是指领导意识、思想路线有不同意见的当权派。从自觉不自觉执行新民主主义方针，反对超阶段主张，扩大到对反映基层呼声，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直至有意见分歧，哪怕只是积极提出善意的不同建议者，都可任意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判为敌人。这就是为什么刘少奇执意反对这一提法的原因。

　　刘少奇本是在”很小规模“的会上提出不同的工作意见，却没料到真的被毛视为”政敌“了，说明刘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恰恰因此，他最终被扣上”中国最大的走资派“，自身成为他预见的典型，从反面证明了他的正确。毛泽东的错误，导致绝大多数”当权派“在”文革“中或多或少地受到批判、冲击。揪斗夺权，罢官劳改，元勋蒙难，冤狱谝地，被侮辱迫害致死致残的千千万万……历史又证明了刘少奇的正确。

　　这次会议原定是交流、总结经验。会前，邓小平出于好意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这使毛恼火。同刘发生争执后，毛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1965年1月3日，第三届全国人大选举国家主席那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汇报“四清”情况，还通知王光美也参加。选举结果，刘少奇再度当选国家主席。他到北京厅时，发现王光美也在场，愣住了。王是第一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中央会议，心情很紧张。刘坐在对面，与她四目相望，不好交谈。毛泽东不满地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有一个陈伯达就行了。”又转脸向刘少奇：“你在安源不是一个人吗？”刘说：“有群众。”接着毛严厉批评了“烦琐哲学，人海战术”，“扎根串联，搞神秘化”。他老人家忘记了“工作队领导运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条文是他亲自批改强调的！毛对刘严厉批道：“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又讲必须同群众见面，广泛发动群众，迅速打开局面。前面批刘“人海战术”左了，后面又批刘右了，让人摸不着头脑。

　　毛泽东的这通教训，是否对刘少奇纠正“左”而发，还是因别的什么反感才出尔反尔，就不得而知了。但在几年后，毛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并对美国作家斯诺讲道，正是此时，他决定打倒刘。

　　毛刘争执，闹到如此地步，人人焦急，无所适从。安子文请出开国元勋们从中缓解。陶铸、安子文也到住宅给刘提意见。刘少奇顾全大局，主动向朱德、贺龙、陈毅、林彪等征求意见，开了党的生活会，征求和听取批评。政治局开会时，刘又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矛盾继续向对抗方面发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或许只是此刻，毛才横下心来。

　　综上所述，再重复概括起来，对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主要分歧：毛强调的是打倒由阶级分化（当时生产资料已全都公有化）而产生的资产阶级及其走资派，刘强调的是消灭由等级分化（随时都有权力异化的危险）而产生的官僚特权阶层；毛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并无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刘反对的是封建主义复辟（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遗留）；毛要解决的是敌我矛盾问题，刘要解决的是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多种矛盾，即“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毛主张针对敌人，打倒对立面，消灭对立面，孤立一小撮，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刘主张针对自己人，扩大教育面，团结教育面，解放大多数，是一场“广泛深入”的教育。

　　毛泽东指责刘少奇“形左实右”，是针对刘搞的运动，要“割掉封建尾巴”，开展大规模教育，被毛视为“打击一大片”（形左）；而刘并不是要打倒、消灭毛认定的敌人，在毛看来，就是“保护一小撮”（实右）。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思想，在本质上完全是南辕北辙，有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