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就是个骗子?他压根儿就没到过中国(组图)

　　“挺马派”的辩解

　　关于文献无征的问题。曾为《马可波罗行纪》做注的英国学者亨利·裕儿引用德国著名科学家洪堡（Humboldt）的话说：“在西班牙巴塞罗纳市的档案里没有哥伦布胜利进入该城的记载，在马可波罗书中没有提及中国的长城；在葡萄牙的档案里没有阿美利加奉皇命航行海外的记载，而这三者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转引自杨志玖：《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的回答》，《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文献没有记载，并不能证明这个人物不存在，或者这件事没发生过。我们今天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发明了火药，但不代表发明火药的人不存在。

　　至于马可波罗的故事中那些夸大失实的地方，要么是他记忆有误，要么是他自我吹嘘。这两个问题，我们每个人身上多少都有一些吧。尤其是马可波罗讲他的故事时正在热那亚吃牢饭。人倒霉的时候，回忆自己以前的好日子，自觉或不自觉地添油加醋，也是情有可原。

　　“疑马派”的第三大理由也好解释。他们犯了“以今律古”的毛病。元朝皇帝大多连汉语都说不利索。因此，元初上层社会最重要的交际语言不是汉语。有证据表明马可波罗当年在中国接触最多的既不是汉人，也不是蒙古人，而是被称为“色目人”的来自中亚的移民。

　　河北正定在元朝称为“真定”，蒙古语将这座城市称作Chaghan Baliq，意为“白城子”。但马可波罗书中则称作：Aq Balaghasun，即突厥语的“白城子”。再如，马可波罗称云南的一些土著为zar dandan，意为“金色的牙齿”，显然就是指自唐至明被称作“金齿”的傣族先民。而zar dandan则是一个波斯语词汇（参姚大力师：《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收于氏著《读史的智慧》，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页99）。像马可波罗这样成天和蒙古人、色目人混在一起，对汉字以及汉文化中的一些特色不敏感也就不奇怪了。

　　以前在微信上看过一篇文章说，为什么老外喜欢在身上纹汉字，是因为对他们来说汉字更像一种图形而不是文字。也许马可波罗看到汉字也是这么想的。

　　今天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都会被巍峨雄壮、绵延万里的长城惊到。但这是明朝才建起来的。此前的长城多是用黄土层层夯筑而成。马可波罗到中国时，最多只能看到一些形似土堆的前代长城遗址，会震惊莫名那才有鬼呢。

　　秦长城遗址。如果我们穿越回13世纪，看到这样的东西，恐怕也想不到这就是当年孟姜女哭倒的长城吧。

　　至于茶叶，在今天蒙古人的日常生活中已不可或缺。但元代蒙古人还未普遍养成饮茶的习惯（这点黄时鉴教授《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一文有精密细致的考论）。考虑到上文提到马可波罗在中国的社交圈子，饮茶一事还不足以引起他的关注。

　　缠足之事也一样，吴芳思书中说缠足在宋代的上层妇女中流行，但蒙古人和后来统治中国的满族人从未接受这一习俗（吴芳思前揭书，页96-97）。因此，马可波罗日常接触的妇女可能都是不缠足的。而马可波罗没提到这种必定会令外来人深感怪异的习俗，或许反过来可以证明当时缠足的风气尚未普及（姚大力前揭文，页99）。

　　最后的版本问题，即使我们今天看到的《马可波罗行纪》较之原始版本的内容有所增加，那么它们仍应是辗转源自蒙元时代游历过中国的那些不知名的外国旅行家们（同上，页100）。关于此点的意义，容后再述。

　　“挺马派”的铁证

　　马可波罗书中对很多中国事物的细节描述得极其具体、准确。这不是靠口耳传闻，或是翻几本旅行手册可以做到的。

　　最铁的证据大概可算是杨志玖先生发表于抗战时期的《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重庆，1941年12月）一文中提出的。杨先生在《永乐大典》所引元朝《经世大典·站赤》中找到护送元朝的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的三位波斯使臣的名字：兀鲁?、阿必失呵、火者。

　　此事在马可波罗书中也有记载，马可正是借公主出嫁之机，坐顺风船回国的。

　　在他的书中，护送公主的三位使臣的名字是：Oulatai、Apuscah、Coja。

　　两份使者名单的发音完全可以对应。毫无疑问，这是两种互相独立的史料对同一件事、同一批人的的记载。

　　还可补充的一点是，马可波罗说三位使者最后只有火者（Coja）活着。而拉施特的《史集》记载护送阔阔真公主前来完婚的使者时，也只提到火者一人的名字（参拉施特《史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6，页261-162）。

　　如果不是亲历其事，马可波罗怎么可能知道那三个使臣的名字，还言之凿凿地说其中两人死于旅途之中？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