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于幼军的第二场讲座上出现了一名“大龄学生”。他40多岁，在山西某国企工作，在网上看到第一场讲座的新闻，立刻从太原飞到广州。之后六场，他场场必到，坐在前排，拿着笔记本不断记录。
上述人士表示，自己和于幼军没有任何私交，来听讲座仅仅出于对老省长的感情，整体听下来收获很大。这次来，他还随身带了一张老照片，是于幼军53岁那年在山西工作时的留影。
类似的“于粉”还有很多。
有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在广州工作、定居的白领以及十多位到中山大学培训、凑巧赶上讲座的公务员。他们大多数都来自山西，喜欢喊于幼军为“于省长”，总是在讲座结束后排队求签名、合影。
对于山西人的到来，于幼军似乎也挺高兴。
12月14日，第三场讲座结束后，他向一位前来听讲座的山西人表示，“山西人非常好、很友善、很善良，在我落难期间没有一句骂话。”
此后一天，于幼军还在讲座上回忆了一段在山西工作的经历。
他说自己去大同矿工棚户区调研，看到一家七八口人住在用石棉瓦搭的不到两米高的棚子里，没有上水和下水，没有厕所。看到一家这样、十几家都是这样，眼泪都掉了下来。
这件事也撬动了山西全省的棚户区改造。5年后，矿工们陆续搬进了新家，已不在山西任职的于幼军每年都去矿工家吃饺子，“落难期间也是如此”。他把自己写书的160万元稿费也全部捐给矿工，成立了一个800多平方米的社区文化中心。
“经历过‘文革’、去过农村、看到老百姓看到工人这样的生活，只要有点良知……有的人连良知都没有，我不知道那些贪几十亿几百亿的官员还没有半点做人的良知。”课堂上，于幼军发出的这样慨叹。
一位坐在下面的男士也按捺不住激动，“我家就是大同那边的，于省长说的都是事实……”
低谷
于幼军和山西的“蜜月期”并没有持续太久。2007年8月，在山西任职刚满两年的他调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那也是于幼军7年内第四个职位。此前，他在深圳、湖南任职时间也分别只有3年和2年。
2008年9月5日，中央政治局对于幼军作出留党察看两年处分。一个月后，其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被撤销。
关于这段过往，2015年1月，于幼军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回应，“当年在文化部，大家对我非常好。这里面有太多的遗憾，也有太多的说不清。”
熟悉他的人也对《南方周末》称，那段时间，感觉于幼军压力很大，“好比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突然戛然而止，他的整个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在“反思‘文革的讲座上，于幼军也在无意中表露出昔日“非常时期”的心路历程。
他感慨，“当我在很困难的时候，我就想起鲁迅的那段话。他说，如果有谁，从人生的高峰坠入低谷，他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发现世人的真面目。人情世故世态炎凉都会看得很清楚。”
看清世态炎凉的于幼军后来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读书和研究上。
2012年6月，他曾撰文回忆，“2008年10月，受处分后十来天，我安顿、安慰好80高龄的老母亲，来到位于北京紫竹园畔的国家图书馆。”
关于那段“文学与出汗”加清茶淡饭的生活，于幼军描述，“虽孤寂清苦，却也乐在其中。每天读书不辍，渐渐，书读进去，人走出来了。”
也是在那段沉寂岁月，于幼军阅读了约三四千万字的图书资料，复印了几百万字的资料，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及摘录。他完成了《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三卷《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初稿，并着手对此前与黎元江合著的一、二卷进行修订、增补。
2011年4月，《社会主义五百年》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三卷140万字，出版后备受好评，一年内印刷三次。
其时的于幼军，已低调复出——此前的2010年12月25日，他将书稿交付出版社的当天下午，中组部就来了电话，通知他下周到新单位报到。
新单位是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南水北调办”)，于幼军的职务为党组成员、副主任，分管环保、财务等工作。
此后四年，除了“恶补”水利知识、做好本职工作，于幼军的主要生活仍是读书写作。
他把自己在北京玉渊潭南路1号的办公室命名为玉渊潭书房，并在此地完成新著《求索民主政治——玉渊潭书房札记》。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