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
可是,一个副部级官员,要在大学校园公开讲“文革”。他到底会讲些什么?这场系列讲座无法不吸引外界目光。
据校方预告,讲座具体包括7个部分:“文化大革命”的缘起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运行载体与活动方式、“文化大革命”的正义力量与正效应、“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纲领与社会理想、“文化大革命”的治国方针与理念、“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实际进行的7场讲座也确实按此纲要进行。
第一场,于幼军介绍了选择从“文革”开讲的缘由。
他直言,1981年的中央决议已经判明,“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运动,“历史已经决议,人民也明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我们对‘文革’缺乏客观剖析,‘文革’研究都变成了不成立的禁区。”
“明年是‘文革’发生50周年。”让于幼军感到忧虑的是,“文革”阴魂若隐若现,侵蚀着党和人民肌体,但还有一些人不知“文革”为何物。
提问环节,一名学生发问,“文革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吗?”
于幼军回答,“文革”的土壤还在,很难防止,特别是当人对它没有理性、深刻认识的时候,在一定条件下,“文革”会以一种新的形式部分重现,但只要警醒、反思和批判,他相信,最后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第三场讲座课后,于幼军就此与学生进一步交流。他表示,“文革”完全重演是不可能的,毕竟有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进步,有民主法治思想的进步。但现在要防止民粹主义、极左思潮的泛滥。特别是网上,已暴露出一些不好的倾向,如极端的仇官仇富等。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场的提问环节,也是7场讲座唯一保留的一次。此后的几场,由于内容较多,两个半小时的讲座一不小心就会“拖堂”,提问环节只好取消。
为此,于幼军多次表示,如果有问题探讨,可以写信写他。信箱在锡昌堂4楼、5楼各有一个,他会一一看过,只要有时间就尽量回复。
虽然互动减少,但随着讲课深入,“干货”也越来越多。
针对“文革”的实践效果,于幼军给出多组数据:
政治上,据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多达230万人,约占“文革”前全国干部总数——1200万人的17.2%。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近3万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审查或遭打击迫害的高达75%;军队8万多人遭诬陷迫害。
经济上,十年动乱使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元,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后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文革”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几乎没有增长。如1966年人均粮食379斤,食油3.5斤,猪肉14斤,1976年依次分别为381斤(只多了两斤),3.2斤(下降0.2斤),14.4斤(上升0.4斤)。
“检验评判一种理论,一个政治运动,一场社会实践的成败得失,不能仅以某种理论为依据,也不能仅以发动和领导者的主要动机为标准,而必须也只能以其社会实践的实际效果为主要依据和标准。”在于幼军看来,以此标准评价“文革”,只有一句话——必须从总体和根本上否定。
亲历
能对“文革”这样深入研究,多少和于幼军经历的年代有关。
据《环球人物》此前报道,于幼军祖籍江苏丰县,1953年1月出生于广州。他的父亲是老红军,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49年随解放军南下,此后定居广州。
1971年,18岁的于幼军从广州市重点中学109中学高中毕业,之后留校担任高一年级辅导员,同时给学生上语文课。
“并读新闻”客户端报道称,文革期间,于幼军的父亲被扣上“叛徒、特务”的罪名。于幼军留校时,用的是木工身份。为此,他还揣着钉锤,当了几个月学校的木工。
“并读新闻”上述报道还提到,因为家庭成份问题,于幼军上不了大学,只能旁听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课程。
他很喜欢鲁迅,在一次学生讨论中就“鲁迅的思想转变”发言,被当时的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吴宏聪教授慧眼识珠。吴邀他给中文系的讲师和学生讲一个两百多人大课。于幼军并未胆怯,一讲成名,此后也有了进入广州市委宣传部的机会。
此次在中山大学的讲座,于幼军没有太多提及自己或家人在“文革”时期的遭遇。
他只是透露,其曾在1972年、1973年时想办法四处借书看。
读书让于幼军意识到,“文革”再这样搞下去肯定不行,年轻气盛的他也由此开始痛苦反思。
反思,意味着看问题要全面客观。
此次讲座,有一章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正义力量与正效应”。预告发布时,标题让外界颇有揣测。
于幼军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主动提到,讲座消息传出去,不少人给他打电话,网络上也有跟帖,议论最多的就是“正义力量和正效应”这章。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