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树林曾与蒋洁敏争权 因和周永康缺少交情出局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等专家认为，干部“跨界”任职，可以增进不同工作领域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发挥自身独特的业务和经验优势。同时，能更好地协调解决问题和矛盾，大胆改革，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主义的倾向。

　　一些好的工作作风，被跨界者们延续了下来。李毅中担任中石化总经理时，就以“雷厉风行”著称，曾直斥部分员工工作效率低；调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后，他整顿作风，“火爆”依旧，多次在事故现场痛斥责任方不作为。

　　当事人被选中进入政界任职，一般而言，新职亦有利于其发挥专长。履新后，他们也为任职地带来了新变化。马兴瑞不仅提出“深圳要打造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硅谷”，还于今年11月13日见证了深圳市政府与自己的老东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进航天技术在深圳产业化。

　　这些官员带给下属的，还有新思路、新理念的洗礼。曾任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的郭树清，履新山东省长后开展金融改革，山东省金融办主任李永健在改革1年后受访称，很多山东官员仍感觉跟不上郭树清的思路，要跟上很不容易。李同时亦表示，凡事有个过程，对完成金融改革仍有信心。

　　多名跨界者受访时均表示，政界和此前他们工作的企业、高校等，都属于体制内，适应起来不难，但官场生涯也让当事人有所改变。从中海油总经理到海南省任职的卫留成回忆，到海南后更注意形象了：“有时我老婆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提意见，你头发怎么这么乱？”脾气变得更温和了，“尽管有些话听起来没意思，也要听，很多会议你都要去。”

　　对一些“跨界者”特别是文化人而言，这段日子还成为了解和读懂政界的窗口。如学者张颐武到北京市文化局任副局长刚一个月，已体会到“政府的运作太复杂，要在不同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已卸任山西省副省长的张平更表示，这些年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太精彩，要将其写成反腐作品。

　　腐败与跨界本身无关

　　毋庸讳言，一些企业界、学界、文艺界知名人士在“跨界”进入官场后，违纪违法行为暴露，最终成为了阶下囚。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官员搞腐败，与“跨界”本身并无关系。

　　首先，“跨界者”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兢兢业业，发挥自身优势，在从政的岗位上做出了贡献。2014年4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强调，还要继续拓宽视野渠道，加大交流力度，打破干部部门化地域化，使干部在不同环境不同岗位增长才干。

　　其次，正如本专题前文已提到的，绝大多数从商界跨到政界的贪官，在企业已开始搞腐败。甚至可以说，很多人贪腐事发，导火索都来自在企业任职时。如蒋洁敏被控受贿1400余万元的期限为2004年至2013年，刚好是他在中石油步步高升期间；山西落马高官陈川平，罪名之一便是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

　　由此看来，跨界与腐败并无直接关系。不过不少专家表示，为了让“跨界”更安全，选拔人才更科学，“跨界”的程序、方式等，还需要有更多改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在政界、学界、企业界高级官员的互换方面，有必要出台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妨出台与《公务员法》、《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相适应的二级、三级法规，来规范干部流转工作的全过程。

　　“跨界前后是发现贪腐者的一个契机。”还有专家建议，这段时间，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企业高管离任审计，综合运用纪委廉洁鉴定、民主测评、个别谈话、任前信息公开等手段，对其做一次全方位的“廉政体检”，减少“带病跨界”的可能性。一个典型案例是，蒋洁敏就是在企业离任审计中被查出问题， “跨界”任职不到半年就落马。

　　最后，“要迈过‘跨界’这道坎，成功转型，除了不搞腐败，跨界者们还有更多的挑战。

　　“从自身看，一要及时转变工作方式，适应政界的工作和节奏，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二要将过去的自己适当‘归零’，找准定位，利用自身优势服务于任职地发展。三要始终洁身自好，不加入小团体，不搞团团伙伙。四是遇到挫折时积极面对，努力调适心态。从组织看，除了及时开展测评和考察外，还要适时加强人性关怀和心理辅导。”上述专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