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女教授:中国当下性别想象中存在多妻制幽灵

　　鸿帆：根据我的观察，让许多妇女选择回归家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孩子。不知从何时起，坊间开始流传各种各样强调母亲重要作用的育儿理念，似乎母亲如果不长期“高质量陪伴”在孩子周围，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戴锦华：我的意见是，不要和这些东西直接对话，因为那样会掉在它先设的前提的陷阱中。要知道，这些论述总是设置了许多省略性的前提。

　　比如，面对这种说法，一个相反的例子是，研究发现，一个1-5岁孩子的母亲，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人群；抱着一个婴儿的母亲，在一位美国女性社会心理学家的描述中，是一种“社会隐形人”。她时刻都有可能濒临崩溃，但大家根本不看她、不关心她。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女人不仅仅是一个新生儿的母亲，如果她有自己的社会职业，那会带来多大的帮助！

　　鸿帆：但说实话，我还是有些担心。现在国家要全面开放二孩了。一个家庭一旦有两个孩子，会不会造成一大批职业妇女在不久的将来不得不回归家庭呢？

　　戴锦华：这个我倒觉得不用过度担心。今天的人们在想象一对夫妻要有两个孩子的时候，是在以独生子女的结构来想象两个孩子，完全没有意识到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那个原先的独生子女结构就不存在了，原先的育儿方式和育儿心理也会完全改变。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在“全面开放二孩”的政策影响下，过去四十年被“独生子女结构化”的中国社会又要经历一次巨大的调试。再一次，我们的生活价值、生活内容、生活方式和生活细节又要经历巨变。这也又一次印证了我们身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残酷性。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这一点，可能就不会独独对于可能降临到女性身上的命运改变而感到恐慌了。

　　鸿帆：但无论如何，如果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选择回归家庭，你想对这些人说什么？

　　戴锦华：那我只能说，清醒一点，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必须有一个清醒的意识。我们都知道，历史遗产同时也是历史债务。今天的你看着你的母亲，想自己不要像她那么累，但她们的状况是在经济平等的前提下出现的；你现在想要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闲暇，但你是否清楚为此付出的将是经济不平等的代价？

　　现在人们只是强调作为职业妇女的代价，而不提作为家庭主妇的代价。那个代价究竟有多大，你知道么？没有经济的独立，你真的以为会有自主的空间么？今天的人们津津乐道伍尔夫所说的“女人要有自己的一间屋”，却往往忽视了那后面紧跟着的一句话就是“要有自己的支票本”，更忘了那位女作家在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竟然都不能走进大学图书馆借本书。

　　是的，今天的女人似乎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你选择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选项中有不付钱的午餐。

　　鸿帆：因为我们依旧生活在一个男权结构的社会现实中。

　　戴锦华：没错。要知道社会的主流逻辑永远是主流的。对性别状态的彻底改变，有待于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绝对不是我们通过一己之力能够改变的。而作为个人，你只能去追求更多的智慧、更多的清醒，除此之外，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