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那当然。她们相信自由主义论述是一个强有力的制度批判武器嘛！但我的观点始终是：当你单纯地把那种东西作为推进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的时候，你是让你的敌手来定义你自己，因为你自己的逻辑不足以支撑你的合法性和实践的有效性。
新中国历史上是否有过深度的、广阔的妇女解放运动？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在冷战的结构当中，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政治、经济、法律意义上实行全面的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而且那是通过国家的暴力性行为来完成的——废除包办婚姻，废除多妻制，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你解放也得解放，不解放也得解放。
鸿帆：但是今天的女权主义者不愿意承认啊。她们表示，你当时是为了征用妇女的劳动力，根本不是真正的妇女解放。
戴锦华：首先，这种论述确实涉及问题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都是欠发达国家，于是在那些国家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妇女解放确实服务于解放妇女生产力。
但是，我们必须同时看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始终就包含着两个基本议题，一个是废除封建制，另一个就是妇女解放。这是从五四的逻辑延续下来的，也是被中国现代革命的先驱者们所设定的。 我们还要看到，在那个强调“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年代，确实出现了许多能顶半边天的中国女性。她们那么杰出，那么优秀，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占有那么不可替代的位置，而且这种现象出现在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行当。你看电影的“第四代”导演中，有多少产业支柱性的女导演？刚刚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屠呦呦，也是那个时代的人。
王文彬作于1962年的油画《夯歌》（165*320cm）为“妇女能顶半边天”作了诠释
鸿帆：我记得看过一篇关于屠呦呦的报道，说她当年全心投入工作，几乎不怎么管自己的孩子。
戴锦华：我也是那个时代的人。你要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要结婚、选择要孩子，会觉得自己有义务跟朋友交代一下、解释一下，总觉得有那么点惭愧。而今天，人们又开始觉得结婚和生育是女性不言自明的天职和义务。
当然，我现在也逐渐意识到，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例外，是几百年现代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代。但是我仍然认为，那个例外的年代，作为一个也许在整体上失败的社会实验，其实打开了很多可能性，或者说它向我们证明了很多可能性。不仅如此，看着你们，看着更年轻的一代，我深信那段政治、经济、法律意义上男女平等的新中国历史，仍然具有巨大的遗产价值。
女性回归家庭意味着什么？
鸿帆：但今天的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现象，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回归家庭，并且把它看作是一种优越的生活方式。
戴锦华：是的。曾经，我们鼓励女性冲击男性主导的产业；后来，是女性自主地要去冲击；而今天，女性却是如此内在那些男权的规定。越来越多女性对于人生的规划回到一个朴素的日常感觉上：我为什么要受那些累？
正如你的问题所指出的，这些年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表述：供养妻子在家是男人成功的标志；相应的，嫁给一个可以让你赋闲在家的男人，是一个女人成功的标志。我觉得，这样一套新的“成功学”意义上的价值观，比那些明确站在男权主体的位置上讲述的东西，腐蚀力要强得多。
比起赤裸裸的男权沙文主义的论调，更让我感觉到忧虑和恐惧的，是整个历史过程对于女性的内在改造。要知道，如果是赤裸裸的剥夺或压迫，一定会有对应的反抗、至少是反弹出现，但像这种改造和洗脑，才是一个真正的变化。女性会认为她不需要自我就可以幸福，不需要在社会的意义上给自己设定标准，她完全可以“选择”、也乐意“选择”回归家庭、甚至把这种“选择”看作为“行使我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更心寒，因为真正结构性的暴力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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