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帆：而且我觉得，今天仍有许多人——不止是新儒家——仍在恋慕着那样的“序别”。
戴锦华：是的。所以这又牵涉到我不愤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清楚地看到，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这些东西其实有它更多的、而且可能更有渗透力的社会现实或文化现实。今天中国的现实是一个压缩了欧洲几百年历史的现实，前现代的历史记忆和历史结构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着；即使没有“新儒家”的召唤，今天中国的家庭想象和性别想象中，也依然深刻地存在着“多妻制”的幽灵。
台湾学者张晓红曾经跟我说，台湾最热络的社会花边新闻、最受欢迎的电视剧，讲述的一定是“妻妾成群”的故事。其实大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甄嬛传》是最典型的例子了吧？这样一部讲述“宫斗”的电视剧，却能唤起社会各个阶层的认同和喜爱，甚至主要是女性的欢迎。这充分说明那样一种多妻制的结构，依然存在于广大民众的心理中。
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中国，资本已然召唤和复活了那个多妻制的幽灵。一个男性占有多少女性，是跟他占有的权力和资本成正比的。这里我想举一个电影的例子：娄烨的《浮城谜事》。那部影片的主人公——一个中产阶级中下层的男性——有一个合法婚姻所认定的核心家庭，同时还有一个以母亲为代表的中国血缘家庭及权威所认可的事实上的“二房”，与此同时这个男人还在外面召妓，对象是一个来自贫穷家庭的女大学生。我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很震动，觉得娄烨捕捉到了中国社会现实中的某一种真实状态，即前现代的逻辑可以召唤出一种父权幽灵的权威性。
鸿帆：你的意思是，同样是召唤父权的幽灵，某些“论述”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资本”。
戴锦华：是的，与“多妻制”在文化想象意义上的借尸还魂相比，更可怕、更具有腐蚀力的，是“多妻制”凭借权力和资本重新复活。事实上，资本结构本身就是父权制的；它一定是垄断的、暴戾的、贪婪的、实用性的、权威性的。垄断性资本作为一个大的父权结构，在全球建立的过程一定是个不断排除的过程，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弱势群体，注定处在一个不断被放逐和排斥的位置。
鸿帆：但一旦引入“资本”这个概念，性别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你刚刚说，一个男性占有多少女性跟他占有的资本成正比，但反过来也一样啊。在当今社会中，一个女性如果占有许多资本或权力，她也可以占有很多男性。
戴锦华：没错，所以我们在看到资本本身男权特质的同时，也要看到资本对于单纯的男权结构的超越。我们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利用资本特质脱颖而出，世界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总统、女政治家、女高管。事实上，张恨水很早之前就在小说里富有洞见地写道：“世界上只有两种女人可怕，自己有钱的和娘家有钱的。”这说明，资本在其逻辑内部是不在意男性和女性之别的。
鸿帆：那么，这就很自然地引出了一个问题：资本的全球化过程是否在事实层面上推进了性别的解放？
戴锦华：对此显然不能一言以蔽之。就我个人的观点来说，尽管资本的逻辑内部包含了对于性别的超克，但它在完成的是一个非人化的过程。在无所不在的资本逻辑中，我们每个人作为“人”的意义正在不断地贬低和下降，成为资本链条中的一个部件；在工具或部件的意义上，当然没有人在乎你是男是女了。
当今中国“女权主义者”的滞后与缺失
鸿帆：谈完那些最想压迫女性的人群，我们来谈谈高唱女权的人群——今天中国的女权主义行动派。我发现，今天那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其女权主义呼喊与其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总是紧紧地缠绕在一起。这是为什么？
戴锦华：首先，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确实是从自由主义运动中派生出来的。有一句话我已经说烂了：如果说美国的《独立宣言》是白人在黑奴的背上签署的，那么法国的《人权宣言》就是男人踩在女人的身上签署的。所谓“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这些都不包含女人啊！女人并不是公民啊！可以说，那种歧视性的性别结构本身就是一种现代结构。
鸿帆：这和我们一般的想象很不一样。
戴锦华：因为广大非西方国家迈向现代化的一个特征是，民族解放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几乎同步发生。于是我们很容易将现代历史与妇女解放历史联系在一起。但在西方，情况并非如此。妇女在西方世界的公民权、选举权、继承权，都是那里的女权主义者在过去的两百年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其目的，无非是要求分享白人男性所声称的那些公民权利。这个过程什么时候完成的呢？还没完成！什么时候是个重要的转折点？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联合国在那一年新增了一个条款：女权也是人权。
鸿帆：你的意思是，女权主义者同时也是自由主义者，这个逻辑是通的。
戴锦华：等一下，我话还没说完。西方的女权主义发展到了上世纪60年代，迎来了一个大推进、大爆发的时期。西方女性第一次真正地去实践平等权利，其间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比如“加拿大总理太太离家出走，加入街头嬉皮士”。
但接着发生的，是一个更重要的历史进程，那就是非西方地区的非白人女性的抗争，而她们对自我状态的反抗就溢出了自由主义的边界。换句话说，从那时起，世界范围内更为广阔的女权解放运动，就不是一个西方白人男性的自由主义逻辑可以涵盖的，而且还构成了对于自由主义脉络和逻辑的质询。因此我们可以说，今天中国这种女权主义与自由主义高度统一的状况，既是逻辑的，又是滞后的。
鸿帆：在我个人看来，当今中国的女权主义者行动派，似乎不愿去正视新中国历史上那段妇女解放的历史；而她们之所以如此，正因为她们所坚持的自由主义政治观点。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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