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推出长篇特写《习近平改革这三年》(图)

　　党内腐败早已引起高层警觉，习近平在就任总书记的第三天，在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指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

　　中共十八大召开时，习近平任起草组长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这样的表述显然有现实针对性。

　　三年来，除了反腐，中央领导层还先后推出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顿四风等举措。在习近平看来，这些都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也要触动利益关系，也要主动纠错，这都是改革。”

　　2013年7月，习近平考察湖北时，适逢群众路线教育刚启动。他提出要“自我画像、挑毛病”，并要求开门整风，让群众提意见。“问题找出来了，你得医治解决啊。”

　　习近平要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和本单位实际结合起来，因为毛病也不是上下一律的。他提到，中央八项规定提出不要铺红地毯，“有很多乡镇也写一条不铺红地毯。它从来就没铺过，你现在还给它找出个事来，还想起要铺红地毯了！”

　　“你各地有各地的表现，你什么问题突出你就解决什么问题。”习近平说，脱离那个单位的实际，上下一个样，可能就是形式主义了。

　　十八大后，党员的“出口”被打开。自十八大报告提出党员队伍要“自我净化”后，2013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要求强化党员管理，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两年多来，国内已有多地清退了一批不合格党员。

　　打开“出口”的同时，党员的“入口”管理也在加强。2015年6月29日，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公布，通过党内法规的形式确定了“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

　　实际上，“控制总量”的做法几年前已在进行。2015年6月29日，中组部对外发布201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全国共发展党员205.7万名，较上年减少35.1万名，降幅为14.6%。对比2013年的党内统计公报可以看出，发展党员的增幅已连续两年低于2%。

　　作为强化党的领导作用的一个抓手，十八大后，党组的作用被强化。2015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天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

　　2015年6月16日，《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发布，这是党组制度运行70周年后首度立规。根据这一条例，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领导机关中，有党员领导成员三人以上的，经批准可以设立党组，在本单位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习近平在强调党的领导的同时，也很重视党的红色传统的继承和延续。例如他认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绝不是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2013年1月5日，新晋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贯彻学习十八大精神研讨会在中央党校开班。习近平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201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等7常委参加，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武汉东湖的毛泽东故居，是毛泽东在建国后除中南海外，居住得最多的地方，习近平此前参观过一次。2013年7月21日，他在武汉考察结束时，已经是晚上18时45分，但仍然在夜幕中再次前往。2014年10月31日，在福建古田，习近平向毛泽东雕像敬献了花篮。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考察红色老区西柏坡时，也参观了毛泽东故居、七届二中全会旧址等。他在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断学习领会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思想，“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使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改革稍一放松就可能会打折扣”

　　改革之难，还在于既得利益者不愿放手。

　　三年来，从行政体制到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改革在一步步推进。不过，作为总体改革方案的起草组成员之一，经济学家张卓元意识到，虽然改革已经启程，但在有些领域，改革仍推进艰难。

　　例如，国企改革的思路刚提出时，学界有不少叫好声，但很快就有人发现，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政府，积极性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2013年底到2014年初，各省都出台了本省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在国有资本上缴公共财政比例这一点，多地都打了折扣。之前中央提出，到2020年，上缴比例提高到30%。但各地方案中，仅有北京、广东、湖南、安徽、宁夏表示提到30%，大多数省份都用了“逐步提高”这样模糊的表达，其中就包括一些东部地区发达省份。而在有些省份的国企改革方案中，甚至没有提及“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比例”这个话题。

　　与国企改革“让利”不积极相比，各地在争试点、要政策、争享“溢出”效益方面却一个比一个积极。例如中央提出自贸区试点后，就有17个省份一哄而上争取试点。在金融改革版图中，至少有10个省份提出了要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其中既有东部发达省份，也有中西部的欠发达省份。

　　一位三中全会文件起草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思路中，“管资本”的提法受到理论界和文件起草者的一致赞成，但有的部委却另有看法——担心会有国有资产流失，“实际是习惯了过去管人、财、物的那套办法。”

　　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对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要逐步放开，这一改革的实际进展也很缓慢。去年中石化宣称拿出油品等销售板块搞混合所有制改革，被认为是个突破。但张卓元注意到，这实际也是个初步的改革，因为还是由中石化控股。

　　国企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另一难点是，如何与加强党的领导衔接。文件中比较容易规定党组织和董事会的各自职责，但在实际工作中，如何保证党组织不超越公司法的规定干涉董事会，并不好把握。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了“不设时间表”，似乎是对三中全会提出的“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的一个修正。

　　改革之难，还在于既得利益者的不愿放手。加快房地产税的立法已经明确，但至今没有进展。张卓元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开会时，就听到中心领导说，他们到地方调研，有的地方干部有两三套以上房子，因此主张房产税从第四套起征。而不动产统一登记也比预料慢了不少。

　　除了个人，部门利益也阻碍了改革的进展。新一届国务院组成后，提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要“三险合一”，并明确要求在2013年6月底之前完成整合。

　　但时至今日，除少数地方如山东明确了由人社部门负责“三险”，大多地方，自上而下仍是人社部门和卫计部门“二龙治水”。曾有国家卫计委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原因是人社部门和卫计委谁也不想放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虽然说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但是经济改革目标的实现，主要障碍都不在经济领域，而在于政府、在于执政党，在政治体制，这是当下改革的关键问题。

　　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反腐领导体制改革，目前已初见成效，包括加强巡视、派驻纪检组、强调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等，但“制度反腐”尚未完全建立。有观察者认为，目前的反腐对官员的日常行为已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但缺少对官员的激励机制，反腐与官员不作为成了需要解决的一对矛盾。

　　张卓元认为，到2020年，要完成三中全会提出的336项改革举措和任务，将是困难重重的历程，需要从上到下坚持不懈，稍一放松，改革就可能会打折扣。

　　得改革开放先机的广东，今天也最早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区域发展不均衡等短板亟须补上。今年11月25到26日，广东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在广州召开，研究制订十三五规划。面对习近平对广东“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期待，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要求，广东要在“十三五”期间“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为这场全面改革的操刀者，习近平三年来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但要把这些改革的硬骨头啃完，仍需要假以时日。

　　作为最新的改革进展，最硬之一的一块骨头——国防和军队体制改革，最近已箭在弦上。11月24到26日，北京京西宾馆，习近平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为这一改革一锤定音。解放军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和大陆军体制将彻底改变，代之以“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体制，境内外媒体称之为对军队领导体制的“革命性重塑”。

　　在习近平改革进行到三周年之际，这一改革将触及当前体制的核心部分，改革推动力度之大、触及军队系统的利益之深，可谓前所未有。同样不言自明的是，这场改革未来的推进，也未必一帆风顺。

　　回到三年前，习近平在温暖的南国深圳开启的五天广东之行，今天看来，我们会发现其中的不同寻常之处——这是习近平十八大后首次到地方考察，也是他就任总书记以来在国内35次考察调研中时间最长的一次。在这场意义特殊、意味深长的考察之旅中，习近平回顾父辈的改革之路，思考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艰难与决择。改革开放的接力棒传到他率领的这一代领导人手中。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必须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