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推出长篇特写《习近平改革这三年》(图)

　　拍板“决定性作用”提法，成立“深改组”

　　“没有中央最高领导下决心，很多重大的改革是很难出来的。”

　　今天看来，在全面深改的准备中，湖北之行，是继习近平考察广东后的又一关键节点。

　　那次，他不仅在湖北省领导干部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改革的五大关系，在随后举行的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上，又公开提出了改革要研究的六大问题。当时座谈会的参加者包括，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时任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上海市市长杨雄等。

　　“这被认为是给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定调，也给接下来的改革定调。”参加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的经济学家张卓元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不过张卓元解释，有些媒体认为习近平考察湖北后才形成了“六大问题”，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2013年4月，三中全会起草小组成立，在玉泉山召开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时，组长习近平对整个文件的目标、要求、指导思想做了说明，当时就已提出改革要解决6个方面的问题。

　　6个问题中，排在第一的是“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最终三中全会在这个问题上实现了重大理论突破，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自1992年十四大以后，提法一直都是“基础性作用”。

　　张卓元回忆，当时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在讨论这个提法时，有人感到，一下子提出起“决定性作用”跨越太大，最后是习近平拍板采用了这一提法。“当然这也是起草组大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张卓元说，“但没有中央，特别是最高领导下决心，很多重大的改革是很难出来的。”

　　起草文件期间，起草组全体会议都由组长习近平亲自主持，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也拿到全体会议上讨论，最后由习近平拍板。

　　“中央还明确提出，三中全会只写改革，纯属发展的举措不写。”张卓元说，2013年11月9日，三中全会正式召开，有中央委员在讨论文件草案时提出，为什么像西部大开发那么重要的发展没有写进全会的文件，原因也就在于那是发展问题。

　　目标已经明确，接下来就是落实的问题。

　　这时，又有人“旧话重提”，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但通过之后，落实情况并不到位，以致改革并不理想。于是，是否成立一个机构来统领改革，又成了起草组要考虑的问题。

　　在社会上，类似的呼声也很强烈。从2011年起，就不断有声音要求要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十八大后进一步发展到要求成立一个改革领导机构，甚至都想好了名称，叫“改革委”“体改委”的都有。

　　在讨论2013年新一届国务院机构改革时，这个问题也讨论过。2012年11月，十八大刚闭幕，中央就成立了机构改革的文件起草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是起草组专家之一。

　　“起草组慎重讨论过成立改革委的事情。”王满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大量参考了网络意见，从40万条意见中精选，发现排在前十位的意见，与起草组要做的事情几乎一致，其中就包括“成立改革委”。持此观点的不乏像吴敬琏、张维迎这样有影响力的学者。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曾成立过国家体改委。当时考虑有些人改革意识不强，便设立体改委来牵头改革。但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已经明确，各部门都积极参与，体改委的任务逐渐不够饱满，1998年被降格为体改办，2003年体改办也被撤销。

　　王满传回忆，十八大之后，确定的改革已经超出经济改革范畴，还涉及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这些其实是需要从党中央层面来考虑的。”

　　但当时起草组主要是讨论国务院机构改革，如果设一个国务院机构来管全面的改革，是否能管得起来，也有点拿不准。最终2013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没有成立体改委。

　　到了起草三中全会文件的时候，文件起草组又有人提出，要成立改革的领导机构。这一提议受到了中央的重视，最终决定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深改组”）。习近平后来向三中全会作说明时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这就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

　　张卓元说，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是在文件起草期间提出的。当时也有人认为，成立两个小组会导致权力过于集中。但他认为，“从效果看，还是有利于改革的推进的”。自2014年1月22日召开第一次会议，深改组成立后已召开过18次会议，共审议通过了92份文件，其中涉及司法改革的最多，共25 件。

　　敢想敢干

　　具体工作中，习近平“打破常规”的举动也不少见。

　　从拍板“决定性作用”提法到成立深改组、国安委，本轮改革的掌舵者习近平向公众展示了“敢想敢干”和“不墨守成规”的印象，这也体现在他上任后一系列亮相中。

　　过去，领导人的个人和家庭状况对普通民众而言都比较神秘。但十八大之后一个月不到，新华社就陆续发表了对7名新常委的“全揭秘”文章，从他们的成长、从政、子女、轶事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解读。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以有血有肉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在官媒中尚属首次。

　　介绍七名常委的文章、照片在新华社播发后，又由北京的《文明》杂志结集出版。这看似常规的举动，实际上也突破以前的惯例——过去并无正式出版物结集介绍中央领导人的个人信息，特别是还将习近平的头像印成书签夹在杂志中。由此也可看出对最高领导人形象传播的新思维。

　　过去在地方工作时，习近平对宣传常采取“推”的办法。2000年第七期《中华儿女》杂志曾刊发对习近平的专访，他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在专访中说，对他个人的采访，他拒绝了有100次以上，“有了成长进步，也都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个人没有什么好宣传的”。

　　不过，在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后，中国领导人一改过去因“集体领导”而使个人形象稍显严肃的状况，通过新媒体在内的新传播方式，展示、塑造最高领导人更个性化的新形象。

　　2013年，一组《领导人是怎么炼成的》卡通漫画在网络上迅速走红；2014年春节前，习近平去北京庆丰包子铺就餐；2015年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使用了干部也“蛮拼”的、为人民“点赞”这样的流行语等，都进一步塑造了他的“亲民”形象。观众第一次通过荧屏知道了最高领导人办公室的摆设，习近平身后的书架上摆放着他和妻女推着轮椅上的父亲的照片，也向公众显示了他重视家庭的一面。

　　三年来，习近平的演讲和文章至少已经出版了8本书籍，广为人知的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今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用典》，总结了他的习惯用语，他在公开讲话中经常引经据典，并列举自己阅读过的书单。

　　在具体工作中，习近平“打破常规”的举动也不少见。他在就任总书记一周后，于2012年11月23日，为二炮司令员魏凤和一人举行了晋升上将的授衔仪式。之后成立“深改组”和“国安委”等一些工作，同样也少有前例可循。

　　此外，就任总书记以来，习近平出访时先后在13个国外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打破了此前国家主席出访的习惯做法，开创了具有个人特色的外交方式。 2015年9月举行的阅兵式，他也突破了很多此前纪念抗战胜利的方式。而最近刚宣布的国防和军队改革工作方案，其改革力度更属空前。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