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善任
褚时健不算一个外向的人，但所有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他是一个内心充满热情的人。烟草行业的掌门人，因为行业的特殊性，涉及利害关系，大都不太愿意和人交往。2003年，笔者见到时任红河卷烟厂的厂长邱建康，他字斟句酌地说：“我们选择不交朋友。”邱建康与褚时健很相像，谈话间能看得出内心活动丰富，天性应该是一个乐友善友的人。但因为烟草行业的敏感原因，大概邱建康也就选择把自己封闭起来。而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时，并没有给人这种印象，在和同事们交往时，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偶尔也有骂人的时候，但都是就事论事，也不伤人自尊。
褚时健说起当年玉溪卷烟厂的各种成绩时，很少提及自己做了什么。在他讲的故事里，主角大都是他周围的同事。他很爱说一句话：“没有这批人，这些事情也做不成。”但当笔者和褚时健这些同事聊天的时候，对方的话也和褚时健一样：“没有厂长，这些事情谁做得成？！”
邱建康有一个观点，一个企业家起码要具备两种能力，一是引导自己的能力，二是帮助他人的能力。在这两方面，他觉得褚时健堪称完美。
传统国企的中层干部一般都是靠培养，从基层一级一级提上来。但烟厂有个特别之处，中层干部的提拔由省委组织部来决定。这是个特别糟糕的程序，因为省委组织部对工厂具体情况并不了解，提拔的人未必合适。另外，厂长没有人事任免权，隔山打虎，人事管理落不到实处。对于要做事的褚时健来说，这起码是一种不方便。
他向来是有问题解决问题，不会让问题摆在那里自行烂尾。于是他向组织部提交了下放人事任免权的申请。
这时的玉溪卷烟厂已经是云南的利税大户，几乎撑起了云南税收的半边天。大概是对褚时健工作的肯定和鼓励，省委组织部大方批准了他的申请。之后的程序就是褚时健要提拔中层干部时，循例向省委组织部申请，省委组织部只做一件事：批准。后来外界所称褚时健的四个弟子——邱建康、姚庆艳、李穗明、魏剑——就是在那一时期被提拔起来的。
对于提拔起来的中层干部，褚时健向来采取的态度是：信任、放权。那时烟厂对外业务账目巨大，涉及几亿元资金的业务比比皆是，副厂长们拿着权力有时还有些畏惧：“厂长，数目太大了，还是你来签字吧。”褚时健的态度是：“你们签！我既然信任你，就让你干，你不要胡来。我给你一张委托书，闯祸了打官司我来承担。”玉溪卷烟厂的中层干部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敢干。这不能不说是褚时健给的信心。
赵德才在管理“第一车间”的烟叶开发工作期间，平均每年几乎有十多亿元的用钱权，但他没有出过纰漏。所有验收合格的烟叶交上来，赵德才一般让具体负责人签字，给他看看就可以了。“你可以放心吗？毕竟数目大。”赵德才说：“我们其实也是传递褚厂长的信任，他信任我们，我们信任下面的人，大家形成一个信任的机制。那么多年，一点问题都没有过。”
褚时健的放权并非不管，他的管理舒卷自如。吴仕祥说那个时候在工厂，千万不要以为厂长不管你，上个厕所碰到厂长，他随口就会问：“老吴，这两天上等烟库存卖了多少？”然后根据吴仕祥的回答，他“随口”再算几笔账，说几句自己的建议，走了。吴仕祥说等回到办公室，想想厂长的话，咳！厂长其实什么都知道啊！
出事
1994年，中纪委接到举报，检举贵州省委书记刘正威的夫人，时任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的阎建宏贪污及收受巨额贿赂。中纪委立即派工作组进驻贵州，一查再查，牵出了阎建宏的系列犯罪活动。在系列罪名中，有一条是阎建宏利用自己和丈夫的职权，通过云南烟草系统的领导，在玉溪卷烟厂拿到了1000件红塔山香烟的批条，转手倒卖指标后得到40多万元的分赃款。这一条引起了中纪委的注意，关于领导子女亲属利用职权受贿、谋取经济利益的事一直都有人举报，红塔香烟一张批条价值上百万上千万的也早有耳闻。
中纪委索性将调查从贵州延伸到云南，直接的目标就是云南烟草系统，中纪委的王德瑛副书记带队到了昆明。
1995年初，国家审计局派出工作组进驻玉溪卷烟厂，深度查账。
1996年12月，褚时健打算到新平去散散心，那个他待了将近20年的地方，总给他不是故乡胜似故乡的感觉。但因为新平领导知道后准备隆重接待他，一心想安静的褚时健决定临时改道去红河州的河口走走，同行的都是他身边亲近的人：司机、助理、朋友。
河口是云南省红河州的一个边境小县城，和越南的老街隔红河相望，一条中越大桥连接两地。
其实中纪委已经对褚时健下了限制令，不允许他离开云南，特别是境外和港澳。但大家都对河口没有想太多，云南本身就是边境省份，去境外且当天来回对他们来说无异于赶一次集，来来去去早就习惯了。褚时健其实是有足够政治理解力的人，但也许所有的敏感都放在了商业上，他却生性对政治不敏感，所以想到以前去过的河口老街，安静中有一份活力，他就想到那里去走走。
几个人几乎是空着手走向边境检查站要求办理短期过境手续的，有了这个手续，他们就可以去河口老街逛一逛，然后就回来了。
边境检查站的人的触角显然比任何人都要灵敏，中纪委的名单其实早就下达到了各边检站。但褚时健出现在边检站的门口，几乎在同一时间，消息就传递到了云南省纪委，紧接着便马上到了北京。
当褚时健发现情况不对时，简单说了句：“我明白了，我不适合办，那我们就不去了。”他转身正准备往回走，边检站的工作人员伸手拦住了他：“褚老板，先别走了，我们领导想和您坐坐。”
一个正在被调查的人出现在边境，这个嫌疑显然太大了。
褚时健就此失去了自由。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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