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农妇追凶17年 最后一名杀夫嫌犯新疆落网(图)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新疆电话是齐金山的。”她把齐金山的身份及公安部门的追捕信息交给了新疆警方。

　　2011年3月的一天，新疆警方传给李桂英一个视频，视频中，一个男子正在悠闲地跷着二郎腿吃饭。李桂英一眼认出了是自己追寻十三年的齐金山。

　　2011年3月，齐金山归案。

　　同样的方式，李桂英找到了齐海营的电话，将线索提供给了警方，2015年11月中旬，齐海营归案。

　　嫌犯改名后办了新身份证

　　齐海营的新名叫齐好记，户口本上有齐好记的照片，齐好记身穿灰色的西服，打着蓝色领带，头发梳得像个知识分子。

　　齐金山和齐海营被抓获的时候，姓名已经变成韩保成、齐好记。

　　李桂英说，她明白为什么这几个人这么多年没有追到了，他们拥有了新的身份。而她在追捕凶手的十几年中，却一直按照以前的信息打听，“到一个地方，拿着十几年前的照片，问着十几年前的名字。”

　　直到今年九月，李桂英才知道，齐海营在2011年3月9日，曾回到南顿镇派出所办过二代身份证。

　　李桂英查到了齐海营的户口信息，齐海营的新名叫齐好记，户口本上有齐好记的照片，齐好记身穿灰色的西服，打着蓝色领带，头发梳得像个知识分子。

　　新京报记者在李桂英提供的户口记录上看到，齐海营身份证办理时间是上午十一点，距离派出所下班时间，不到一个小时。

　　项城市公安局一位官员告诉新京报记者，“推测齐海营是在2000年周口地区人口普查的时候更换了身份信息。”而当地派出所的户籍办理人员，“因为工作量大，没有注意到齐海营为在逃嫌疑犯。”

　　这位官员告诉新京报记者，警方要对齐海营身份信息修改一事进行彻查，谁修改的，严厉追查谁的责任。

　　但李桂英对“工作量大”这个说法并不满意。她质疑项城公安在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便利。“1998年2月24日，你们公安局局长都对这五个人签发了逮捕申请书，齐海营是逃犯，应该是重点监控对象，怎么可能会因为工作量大而没有注意到，是不是齐海营在派出所有关系？”

　　在河南一家电视台播放的采访镜头中，项城市公安局信访室工作人员回应李桂英说：户口注销和抓人是两码事啊。你自己查查谁给提供的（身份信息修改）条件，这我查不了。

　　2011年，齐金山落网的时候，他已经化名韩保成，而齐金山还用一个叫吾买尔江的身份办理过一个手机号码，这个号码从2006年一直用到2011年。

　　关于齐金山吾买尔江的身份，新京报记者向新疆办案警方求证，没有得到回复。

　　而唯一在逃的嫌疑人齐阔军，在网上追逃系统中查不到他的身份信息，其身份处于真空状态。项城市公安局回复新京报记者称，“这可能是因为基层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的。”

　　为什么几名在逃嫌疑人，都要通过李桂英来提供线索，有的还是嫌疑人藏匿地警方配合才能抓捕归案，项城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张亚飞说：“我们承认，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原因是那么多年的案子，一些负责办案的老警察不在了，加上以前办案技术不行，才拖这么久。”

　　自己经历的苦难，自己知道

　　2001年，李桂英把家搬到了南顿镇，现在很少回村了。她怕孩子们被报复。在南顿的家里，养了一条大狗，门口还装了摄像头。

　　2000年，齐保山、齐学山，被项城人民法院分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15年，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齐金山死刑，后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2015年7月，判处齐金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限制减刑。刚刚归案的齐海营已被批捕，现在只剩下齐阔军依然在逃。

　　17年，5个嫌疑人抓回了4个。李桂英认为，还是太慢了，对不起丈夫齐元德。“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现在已经是十七年，还有最后一个没抓到。”

　　除了抓齐阔军，“下一步我会梳理这么多年来谁为五个嫌犯提供了逃跑便利。”李桂英说，“逃走的时候谁送的，藏谁家里了，身份证到底是谁修改的，还有公安局的人，为什么不主动抓人，不作为，凡是涉及的责任人，一个也不能跑！”

　　不出门追凶的时候，李桂英在家帮着大儿子看孙子，洗洗涮涮。李桂英说，自己的五个孩子也争气，四个考上了大学，其中三个学法律。大儿子周周说，母亲嘱咐过，“我为了给你爸爸报仇，踏破了公检法的门槛，多么不容易，你们要学法律，以后要替像我一样的人办点事儿。”

　　齐坡村村民齐学武（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李桂英不容易，一个女人孤苦伶仃，替丈夫抓凶手，还要带五个孩子，替死去的丈夫照料父母，在十里八村找不到这样的能人。现在日子过好了，抖了！”（河南话“抖了”就是牛了）。

　　李桂英的公公齐心堂80多岁了，他提起儿媳李桂英说，“没有她，我们这一家就完了。”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李桂英。

　　齐坡村有不少村民，提起李桂英，都说“不认识”，脸上露出厌恶的神色。说完不认识以后，一个六十多岁的妇女加了一句，“十几年过去了，齐保山、齐学山、齐金山也抓了，人家一家也挺惨的，还告个啥，搞的鸡犬不宁的。”

　　村民齐和平（化名）则认为，“那个妇女一直告状，告这个找那个，现在村里的人也不敢和她接触了，万一哪句话说的不对，两头得罪。”

　　李桂英说，她也知道自己在村里的情况，“肯定是赞我的恨我的都有。村里有五个嫌疑人的亲戚朋友，加上那些包庇嫌疑人的人，太多了。”

　　2001年，李桂英把家搬到了南顿镇，现在很少回村了。她怕孩子们被报复。在南顿的家里，养了一条大狗，门口还装了摄像头。

　　项城不少政府官员们也知道李桂英的事，对李桂英的看法不一。

　　项城司法部门的一位官员提到李桂英说，“你没发现吗？她都有点不正常了。”

　　李桂英的孩子也受到了压力。有一次，在机关工作的女儿回家告诉李桂英，“领导找我谈话了，说不要让你到处跑了，注意影响。”

　　李桂英火了，对女儿说：“告诉你们领导，他们管不了我。”

　　李桂英说，她并不在意外界对她的这些态度，自己经历的苦难，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