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开中学的日子
三天后就是建校110周年的日子了。我很想念学校、老师们、同学们,特别是曾经教过我的老师,曾经的同窗。今天我讲一讲我的中学生活,以报答学校对我的培养、教育之恩。
人不能忘恩,我将学校的培养牢记在心。1954年我进入南开中学,那时还不到12岁,到现在已经过去六十年了。当时考南开中学,妈妈并不知道。虽然担心考不上,我还是偷偷报名了。考上了,母亲也很高兴。当时我们的小学只有我一个人考上。南开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1904年维新派人士严修和教育家张伯苓创办了她。对于刚入校的我来说,这是一个完全的新天地。在我的眼里、心里,她都是美的、神圣的、深邃的。她有着古典的建筑:建于1907年的东楼,上方大字写着“天津南开学校”。北楼、中楼、范孙楼、瑞廷礼堂风格各异,或古朴典雅,或蔚为壮观。建于1906年的北楼是最古老的。灰砖、拱形艺术长廊,中西合璧。然后是长廊,然后是四排宿舍。敬爱的周总理早年曾住在四排三宿舍(文献中写的是二排)。我读高三时住在四排四宿舍。旁边是小花园,有着常绿的侧柏,花园春日常开。西边是西后院,是活动的场所,有一个200米的跑道,两个小足球门。入学第一天,礼堂坐满了人,校长杨坚白、副校长杨志行身着米白色中山装,站在主席台。杨坚白校长身材魁梧,浓眉、大胡子,神态威严。我们那时讲一个笑话:这张照片中他没有胡子,因为已经是晚年时期了,可是找他的传记,发现里面全是大胡子。副校长杨志行身材清瘦,戴眼镜,举止文雅。他们都是教育家,是我幼小心灵的偶像。
一进入中学我好像就长大了。童年时期十分动荡艰辛,曾看到过社会最底层,增加了我的阅历,使我有了同情心,让我成为了一个懂事的、向上的、积极进取的人。从小我就能吃苦,从不叫苦,遇事常说“我不怕”。脑海中有许多仁人志士的故事,我常对自己说要像他们一样,心胸宽广。我在进入中学时便立下誓言:“要让所有人生活得更好”。我比别的孩子早一点成熟。那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需要人才,孩子们都想要当工程师,家长要孩子们学好数理化。我热爱所有的科目。中学是打基础的时候,所有学科都很重要,对于做人、成才都是需要的。我小时候数学就很好,中学更下功夫。数学训练人的思维:想象、分析、逻辑、推理。为了解题,我常费力寻几种方法。我那时是数学课代表,数学竞赛还拿过名次。我喜欢物理、化学,同数学一样,它们是自然科学。那时实验室在范孙楼,我们能动脑、动手。上大学学习地质时,物理、化学非常重要。地球由岩石组成,岩石由矿物组成,有着一定的密度、硬度、晶体结构。深深印在我脑海中的元素周期表,还是中学时记下来的。大学时对每一个元素、化合物特征的理解进一步加深,但基础是中学打下来的。地球科学离不开物理,要学习地球物理、天体物理。在工作后,课余时间,我还努力学习力学。我学数理化不满足于满分,而是理解、认识、思辨能力的培养。我对事物都很好奇,会发现、提出问题,问为什么。这种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精神,让我终身受益。我也爱语文。我从课文中知道那么多名家、名著。那些感人的古典诗词、名家名篇,我至今还能默诵。中学时用各种书籍来了解世界,我如饥似渴地读书,认识学校以外的世界。那时东楼是图书馆,有一间大阅览室。我抢着借阅中国古典名著。有一段时间我很迷武侠小说,那时候还不是看金庸,我看的是《三侠剑》《小五义》。后来我读了鲁迅、茅盾、老舍、巴金、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等人的书,我看到了历史规律,看到了历史、现实中丑恶的一面,看到了社会在发展、进步,看到人们追求真善美,为公平正义而斗争。经过历史的淘汰,留下来的好作品是不多的。我把热情全投入书中,这是一个学生难得的机会。读书时我常联系社会,思考人生,想社会发展道路,想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影响我最大的历史人物是屈原、司马迁、文天祥。我从屈原身上看到了一个人高寒的理想、热烈的感情,为理想信念九死不悔,以死来肯定生命的价值。《史记》严肃,富有历史感、责任感。为了追求真理,人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司马迁遭受了腐刑,他隐忍苟活着的那种悲愤,常人不可想象的坚韧毅力,深深打动了我。《过零丁洋》中文天祥自叙身世,直抒胸怀,气贯山河。这成为了立志为正义献身的我的格言。
一个学校需要有好的风气,一个班也是。从初中开始,我和同学们一起读书。有震撼力的书,常使我们爱不释手。通过中学时期的经历,我体会到要办好一所学校,一批做支柱的好教师对学生的成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社会上的择校现象,本质上是择师。那时,南开中学有一批各具特色的老师,他们十分敬业,富有人格魅力,他们教的知识使人受益。我爱我的老师,我尊重每一位老师。我观察他们的优点、特长,学知识、学品德。我的生物老师是孙养林老师,他功底厚,还自制教材、教具、挂图。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说着地道的天津话。他说,“学知识就三句话,九个字——学懂了,记住了,会用了。”他上课常用的语言来说生活中的趣事。他讲解生物现象,启发学生的求知欲,把原本枯燥的知识讲活了。在生物实验课上我第一次解剖青蛙,了解了生物器官的构造。这使我十分兴奋,令我终生难忘。他于2003年11月去世,我为他送了花圈以表达哀思。刘铎、安同雷、乔慈忠被誉为南开数学老师中的三驾马车。他们不仅讲概念,还用大量习题来培养创造性思维。安老师曾说,“多容易的题我也能让你觉得难。”刘老师则相反,多难的题都可以讲容易。难易其实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而关键就在于能力的培养。我的语文老师是陈东生老师和傅越秋老师。,他们讲教材中各类文体的特点,让学生知道利用史实、体察生活、运用文字、深读名著、写好文章,从课堂中学真知,学做人。音乐课总是让人回味,每堂音乐课除了课本知识,老师还花大量时间让学生欣赏古今中外名家名曲,或是自己弹琴。他每节课都会弹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我就回忆起姜老师的音乐课。后来和音乐老师谈心,谈到音乐是美学课,美学的最高境界,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音乐课、美术课可以开启学生的心智。上午我参观了美术陶艺实验室,同学们要我为他们的表演写一句话,我写了“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应是中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大科学家多是美学家,喜爱音乐或是美术。中国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是李四光谱写的。钱学森先生生病时,我常去看望他,他总是对我说:“学科学要懂一点艺术,学文科也要懂一点科学。”他的许多灵感是通过夫人蒋英女士点燃起来的(他在演讲中也提到过)。
师恩如山,影响巨大,难以忘怀。中午我见到许多多年未见的人。他们不图回报,对每一点进步看在眼里、记在心间,对我加以勉励。高三时的班主任说我是个有主见、守纪律、学习刻苦的学生,高三时的数学老师张学聪老师(是位女教师,现在已经80多岁了,今天还来到了现场)说对于我的印象,一个是永远工整明了的作业本,一个是极强的自理、自律、自强的品质。我把老师们的这些话当教育、鼓励、鞭策。
今天有十一位同学在现场,我心里十分高兴。那时的南开中学是男校,大家来自不同的家庭,父母也多是平民。班上的大家就像宁静的水,清澈透明没有一点污秽、阴暗。大家都很单纯,没有隐瞒、歧视、嫉妒、防备。大家相处得很好,在打闹中增进了友谊。初中时的好友许世佺,出身贫苦,聪明活泼、爱读书,尤其是古典小说。后来他成为了出色的记者,我们至今还有交往。李铁林是我高中时的知己,他作文好,爱画画,尤其喜欢学生物,后来成为了一名医生。前几年张承荫从美国寄来一张素描(中学时代的温家宝),他和另外几人都是我的入团介绍人。他们老成持重,对人友善,只可惜现已辞世。于祺明喜爱政治,他是班里第一个读《资本论》的人,后来他成为了大学教授。周幼方篮球好,我们放学一起回家。东门外是住宅区,往北是兴树里,再到南马路。我总是从后面抱住他让他摔倒,但他很多次都不生气。后来他成为了一个大企业的负责人。我们相处得像兄弟,感情真挚纯洁,没有打过架,到现在还很温暖幸福。那时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十分活跃。我们有许多社团,比如合唱团、话剧社、航模社、无线电社、口琴队。那时我可以同时吹奏两个口琴。
小时候我酷爱运动,初中时在中楼上课。中楼建于1919年,长方形,有着半地下室,里面有乒乓球台。后面有4块篮球场。那时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课间10分钟,大课间20分钟。我们课间去抢乒乓球台打球,下午放学后去玩,一开始打小皮球,后来打篮球。我参加了少年篮球队,曾拿过全市第六名。那时穿着一件校衣绒衣很高兴,那是老队员不知穿过多少次的。我还喜欢跨栏,100米高栏,200米低栏,400米中栏。我还在区中学生运动会上拿过奖,抱回家许多笔和本子。我还对棒球着迷,60岁时我去日本访问,还能挥棒击球。我还喜欢足球,初中时几人凑钱买球,踢破了范孙楼一块大玻璃,要赔一块四,我不敢向妈妈要钱,于是攒起了每天早饭的三分钱。中楼的门缝上总塞着一个条,上面写着“温家宝去总务室一趟”。那时我很害怕,总对老师说等两天。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踢足球了。
学校十分注重人文素养,我常回忆起老师、父母讲的古今中外英雄豪杰志士仁人,以他们为榜样,被指引前进。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能给人意志、抚慰、力量。至今我还认为,在老师讲知识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结识革命、思想、艺术史上的代表人物,了解他们的主要经历和精神。我退休后,自己做公益事业,给中学的孩子们讲地理,我背下来了地理书7、8册,做教案,写成讲座。第一讲的主题是“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我讲了许多科学家的事迹、思想:提出日心说的哥白尼;为捍卫日心说而牺牲的布鲁诺;提出大陆漂移学说,54岁时在格陵兰岛考察时被冻死的魏格纳(他的遗体在一年之后才被发现)……孩子们可以记不住知识,但要记住奋求真理的精神。傅雷译《贝多芬传》写道:“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最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他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百年来,南开中学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校友,各行各业优秀的人就是我们鲜活的教材。叶圣陶先生说:“教是为了不教”。只有当学生成为胸怀大志、不畏艰险的人,才能做到独立学习、刻苦学习、自主学习,才能独立自主、奉献,才能无限奋斗,达到光辉顶点。我中学时就是有理想的孩子,热爱祖国、人民,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民族复兴、中国伟大富强。文化让人有同情心,有道义,这是人的基础。我中学时受文化历史熏陶,有爱心、爱家乡、爱同学,才能爱国、爱民。有爱,才有同情,才有道德。“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有道德的人才是纯粹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