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他被召回莫斯科,但这一次是到东方研究所学习。他不断向苏联有关机构提出回国的要求,最终这个请求在1945年年底得到了批准。在岸英回国前夕,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他。他祝岸英一路顺风,并给了他一件礼物:一把雕有精美花纹的左轮手枪。岸英带着这把枪飞回了延安,这把枪从此与他形影不离。
他与父亲的关系的发展过程并不那么顺利。岸英对他几乎毫无记忆,对贺妈妈不无同情,至于他对江青的态度,往好里说,也总是带着一份戒心。江青不时眼泪汪汪地在毛面前抱怨岸英。
“在一些纯属臆想的问题上,父子间的不和迅速增加。” 苏联情报官员在他们的报告中写道,毛泽东认定他的儿子是个只知道理论、不熟悉中国的生活和生产实际的“教条主义者”。毛泽东称他的儿子在苏联被宠坏了,对他在苏联接受的教育表示不满。为了教会他懂得什么是中国人的生活,1946年春天,毛岸英被打发到乡下去劳动,做了富裕的农民吴满有手下的一个帮工。毛岸英在那里干了三个月左右的活,这时做父亲的才表示满意。“每个人都应该体验一下生活的艰辛。”毛说道。他还说:“你过去是吃面包喝牛奶,回来要吃中国饭,吃陕北的小米,小米可养人啊!”
在这之后,毛把他的儿子派到中央宣传部去工作。1947年3月,岸英和其他中央工作人员一起离开了延安,跟着毛走进了陕北的群山之中。
与其长子发生了一起令人不快的冲突
1947年5月,毛的另外两个孩子岸青和娇娇,也从苏联返华。贺子珍同他们一道回国。他们到了哈尔滨,受到了当地共产党官员的悉心照顾。孩子们用俄语聊天(他们几乎不懂中文)。
在此前后,在1948年3月,已经渡过黄河的毛泽东和他的部队以强行军的速度穿过山西省,挺进到河北省西部。
在那里,刘少奇和朱德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自1947年3月起就已在平山县驻扎下来。刘和朱住在西柏坡村,该村位于交通不便的太行山区中一个狭长的河谷上,坐落在一个湍急的小河的两岸,地处北平西南,两地相距280公里。
毛泽东的部队于1948年5月底抵达该村。在这场内战余下的几乎全部岁月里,共产党中国的新首都就是西柏坡村。1949年3月底,也就是共产党军队进驻北平两个月后,毛和其他中央委员会的官员们才离开西柏坡。
在西柏坡,毛和江青住在一栋舒适的、带有内院的平房里。院子的地面是用石板铺成的。房子里几乎没有家具,但对不习惯过奢侈生活的毛来说,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就令他心满意足了。他大部分时间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在一把椭圆形的扶手椅上,椅子的四个脚是弯曲的,面前是一个又大又沉的木制办公桌。他就在这里会见党内同志,与朱德一起商讨军事方案,及起草党的文件。
也是在这里,1948年6月,他与其长子发生了一起令人不快的冲突,在其后一段不短的时间内,这一冲突给他们的关系投下了一道阴影。当时,心直口快且又有点天真的岸英,在情绪高度激动的状态下,指责他父亲制造“领袖崇拜”,甚至骂他是“假领袖”。他在党内的所见所闻已足以使他感受到围绕着他父亲的那种气氛。如果江青和周恩来不出来干预,天晓得冲突会怎样收场。他们严厉地批评岸英,要他写检讨。
经过这么一番敲打,这位反对个人崇拜的斗士乖巧了一些,俯首听凭胜利者的发落。在检讨书里,他承认说:“我的行动破坏了父亲的权威。”他说他“骄傲自大”的原因之一是他在苏联所享有的优厚待遇。他还说他 “在苏联一直像‘小领袖’一样被人供着……享受着舒适的物质条件,一生中从来没有吃过苦”。
在毛泽东、周恩来和江青深思熟虑了岸英的情况之后,一个决定做出了:只能“让毛岸英在中央机关从事低层次的技术工作,由(毛的秘书)陈伯达来监督他的工作”,还规定他的“生活待遇不得与同级别的其他工作人员有任何差异”。毛拒绝见他的儿子,直到1949年2月。另外,不经许可,岸英也不得进入他父亲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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