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害升级了
由于李立三不肯出卖自己的灵魂,他的这种“不识趣”的态度,终于触怒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于是,从各个角落里伸出了一双双看不见的手,开始指向李立三,对他的迫害也随之开始升级。
首先是康生,他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说:“你们不要以为李立三是‘死老虎’,死老虎也有虎威。你们要在他身上放一把火,彻底地烧一烧。”于此,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先后开始制造各种政治谣言,点名揪李立三。
接着是林彪的夫人叶群跳出来,编造出离奇的谎言,说李立三曾经反对,并且企图谋害过林彪。
1967年5月20日,在提前出版的《红旗》杂志第7期上,刊登了一篇署名黄锡章的文章:“反动电影《燎原》与中国的赫鲁晓夫”。
文章一开头就气势汹汹给这部影片“定性”说: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达到他们篡党、篡国的罪恶目的,也把他们的魔爪伸进了意识形态方面,伸进了文艺领域。他们不顾毛主席的警告,伙同周扬、夏衍、陈荒煤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八届十中全会后不久,就抛出了反动电影《燎原》,这部影片就是他们搞反革命复辟的一个罪证。
文章接着就“点”到了李立三的大名:电影一出笼,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群起为之喝彩。老机会主义者李立三连续发表文章,公开声明,‘雷焕觉’就是某某人。这个某某人,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十足的老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众所周知,“文革”时期的《红旗》杂志非同小可,一旦被它点了名,被公开宣布为什么什么分子,就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其人的“死刑”。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说明中央文革就要拿李立三“开刀”了!
更为荒唐的是,这篇文章为了贬斥刘少奇、李立三,竟然不顾历史,公开篡改已经流行了40多年的安源工人自发创作的民间歌谣。
在20世纪20年代初,安源的路矿工人中曾广泛传唱着一首长达840多句、其中有歌颂李立三、刘少奇内容的长篇叙事歌谣——《劳工记》,又名《罢工记》。原文中是这样描述的:
不唱三皇和五帝,听唱一本劳工记;
工人受苦难尽表,有个英雄天下少;
名号能至李先生,出洋俄国转回程;
年纪只有二十四,祖居湖南醴陵住。
他从长沙到萍乡,要救工人出牢墙;
工会湖北来办起,劳动工界结团体。
能至安源办学堂,先禀知事到萍乡;
知事替他出告示,准他办成俱乐部。
刘少奇与朱少连,倡首发派到安源;
可到了这篇文章中,摇身“变”成了如下模样:
安源的工人日夜思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们编了一首歌谣,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怀念:
直到一九二一年,忽然雾散见青天;
有个能人毛润之,打从湖南来安源;
他和工友把话谈,解除苦难不为难;
提议要给办工会,劳动工界结团体;
工人听了是真情,个个难舍又难分。
造足了上述这些舆论还不算,再接着,是关锋、戚本禹这些“文革”新贵们,不惜亲自出马,破天荒地“接见”了华北局机关名为“红色造反团”的一批造反派头头,直接“指示”他们要“联合起来”跟李立三“斗”。
一份保存下来的纪录清楚地再现了当时的情形——
时间:1967年5月24日晚10:40点至25日0:45点。
戚(本禹):同志们,你们等很久了。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今天的会怎么开?
关(锋):先学《最高指示》。
戚:(领着学《最高指示》)
关:中央文革委托我们来了解华北局的情况。你们不是写了很多信吗?(接着问了几个群众组织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
关:刘莱夫怎么样?为什么不斗他?(当汇报到张邦英是漏网分子时)
关:对、对,应该造他的反。(当汇报到三个盖子论时)
戚:三个盖子论,还有吗?矛头对准谁?
关:内蒙《无产者》与《一联》的关系怎么样?范儒生怎么样?斗他了没有?
戚:早该斗他。抄李立三的家是谁?是《红色造反团》吗?李立三的老婆斗过没有?为什么不斗她?(回答她不是我们机关的)
戚:她在哪里工作?不是你们机关的就不管吗?中国人长了外国相,就不敢斗吗?你们不如“红卫兵”。她的问题大,是大特务(随即指着桌子上暖水瓶的上部说),比如她的问题有这么多,你们揭出的才这么(指着底部)一点点。你们要与外语学院联合搞。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你们华北局的运动大方向搞错了,你们的矛头不应该对着李雪峰同志,而应该对准李立三。(汇报说,我们力量不够,准备与天津联合斗)
戚:北京斗不了?几百人斗不过李立三?在北京联合搞嘛!
如此一来,社会上的和华北局机关的各派造反组织,为了以“实际行动”落实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也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都争着抢着要把李立三找去交代问题,进行批斗。“李立三里通外国”、“将老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分子李立三斗倒斗臭”等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机关里和大街上。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