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正是中共中央召开四清工作会议期间，那天开会，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没有通知他。他很生气，打了电话。邓小平在电话中解释：“今天是个一般性的工作会议，听说主席这两天身体小有不适，就没有预先通知您。”毛泽东当时就说：“这个会我要参加，而且有话要讲。身体小有不适，不影响开会，轻伤不下火线嘛。”到了会上，刘少奇、邓小平一班人都在，他讲了话，而且郑重其事，口气严厉：“农村现在的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这是主要的矛盾。”他义正词严地强调了这个治党治国之本。作为国家主席和党的副主席的刘少奇这时却在一旁插话：“农村的矛盾是各种各样的，有干部和群众的矛盾，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还是要具体分析，是什么矛盾，还是作为什么矛盾解决为好。”
刘少奇的话虽然声音不高，却明显表现出一种固执的对立情绪，令他极为不快。这样打断他的讲话，公开造成僵局，虽然短暂，性质却十分明显。他当即提高了嗓门，继续讲述自己两条道路斗争的观点，同时深刻感到了自己在中央工作中已被排除在外。一班子人似乎都知道刘少奇的观点，他们之间也形成了相当一致的工作气氛。他踏进这个会场时，虽然表面上仍然得到了领袖的待遇，然而从刘少奇、邓小平以及这班人的眼睛里，他看到的是敬而远之。他们正在情投意合按部就班地操作着，他来了，他们都有些尴尬不自然，似乎他不该来打扰他们，不该不信任他们，不该干预他们。就好像一群玩得正高兴的小孩见到家长，虽然不得不表现尊重，骨子里却眼巴巴地希望家长不要打扰他们，赶紧离开。他在这班人眼里读到的就是这种意思。他在声色俱厉的讲话中始终能够感到，这些人不过在表现敷衍的尊敬。
刘少奇手中一直轻轻转动着铅笔，目光一动不动地直视着前面。邓小平抬着头似乎在聆听他的讲话，又时而低下头看看手中的材料记几个字，其实，那神情是在想其他事情。这是他自遵义会议执掌权力以来首次被冷落被顶撞的会议，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他知道，自己长期以来退居二线，将党政军日常事务交给身居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处理，已经在形成大权旁落。
在紧接着的又一次会议上，他决定做出反击。他拿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出席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做了一个让全体都出其不意的讲话，他看着邓小平和刘少奇说：“你们一个是不让我开会，一个是不让我讲话。”他一手拿起《宪法》，“这是一本宪法，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讲话的自由。”又一手拿起《党章》，“这是中国共产党党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有权利参加党的会议。”然后，他把《宪法》和《党章》都放在桌上，沉稳有力地拍了拍，“你们有什么权力不让我参加会议？有什么权力不让我讲话？我一讲阶级斗争，你们就不爱听，共产党不讲阶级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你们手中的权力到底是谁给的？”
那天，他多少有些雷霆大怒了。
正是从那时起，他决定把丢失的权力夺回来。
这样想着，眼前又浮现出今年6月初的情景。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到杭州向他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含威不露地坐在沙发上。这时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已经显得相当恭敬了，两个人都坐在沙发的前沿前倾着身子。邓小平用两肘撑着大腿，恭恭顺顺地看着他说：“文化大革命如何搞，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请主席回北京主持工作。”刘少奇也连连点头。毛泽东很平稳地说道：“还是委托你们主持一段工作，各种情况你们相机处理。需要我回去时，我会回去的，现在还没有那么要紧。”他当时在心里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真正展开，你们就都变了个样。以前你们的得意忘形到哪去了？”看着刘少奇、邓小平今非昔比的恭敬目光，他深感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造成了工作组大面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状。他游泳看书过了半个夏天，可以出来收拾局面了。他一瞬间想起自己写的一首词：“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眼前的汇报还在进行。他既是在听具体汇报，也是在享受听汇报的感觉。眼前这班人才是真正随着他的号令闻风而动的力量，一个领袖失去了令行禁止的权威也就名存实亡了。刘少奇、邓小平6月初在杭州露出的那点恭敬是迫不得已的表面态度，他们有他们的韬略，有他们的势力。眼前这班人却像一群乳臭未干的小娃娃，争先恐后地围着家长要糖吃。看着他们一个个急于汇报又有所谦让时，他甚至想到，政治家的天伦之乐就是身边总围拢着忠心耿耿的信徒。
他又点着一支烟，吐着烟雾，更舒服地往后靠了一下。他的身躯比他们都高大，坐姿也更轩昂舒展，他能站在一个比他们高得多的高度上听他们汇报，指挥他们。平等的权力没有中心。接近平等的权力也不能形成足够的权威。诸侯强大，天子不存。悬殊的权力才能造成真正的领袖权威。眼前这些人远没有羽翼丰满，他们在中国这个政治大国中具有的权力是微不足道的，只有这样他们对自己才能有绝对的忠诚。当然他们都会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权力，然而这些人大概永远没有威胁他的可能。眼下他正需要这班人权力的逐步扩大，以解决整个政治权力的重新建设。
在中国，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的深谋远虑，也没有几个人真正理解他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甚至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经常愿意住到南方，而不愿留在北京。中南海明明是他的首府，但实际上，他在中南海远得不到他在杭州、在武汉、在上海、在长沙得到的隆重待遇。
在中南海，他是最高领袖，有足够的服从、足够的保卫、足够的服务，然而这里的人对他太熟悉了，一切都司空见惯按部就班了，就连警卫见到他的机会都比较多。根本不像外地，在杭州，在武汉，总有一些诚惶诚恐分秒不离的崇拜与服务包围着自己。那里的每一个省市领导、军区领导都会日夜围绕在身边，以此为重任。服务人员一见到他都如绽开的鲜花般露出羞怯的兴奋。整个世界更灵敏地反应着他的意愿，到处一触即动。
当他在各省市视察时，能够感到他的巨大权力在空间上的移动。当他在远离北京千里之外的杭州、武汉游泳晒太阳，与簇拥着他的人海阔天空地谈笑时，北京的一切还在他的掌握之中，还要听他的指挥。全国各地走一走，才更自在，更舒畅，更悠闲；悠闲完了，再到庄重严肃的中南海指挥政治，更是一件非常有兴致的事情。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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