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自己叙述的经过就是这样。从她的叙说中可以看到，挨打的是她，而延安当时流传的是她打了人，而且传言中被说成是她打了毛泽东。贺子珍曾经委屈地说：我怎么可能打主席呢，论力气我也不是他的对手呀。
当贺子珍重述这段往事的时候，她已经能够比较冷静、比较客观地分析这件事情了。她承认，她怀疑那个女翻译与毛泽东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是没有根据的。那个女翻译有丈夫，而且不久就同那位女作家一起离开延安，回到西安。她当时的行动是过于鲁莽了。另外，毛泽东站出来说话，他的态度是公正的。他们两个人回家以后，毛泽东并没有责备贺子珍，再也没有提这件事，应该说，他的态度是克制的，宽容的。
但是，当时挨了打的贺子珍心情不能平静，总是在生气。她无法使自己冷静下来，真正汲取这场风波的教训。她觉得自己太委屈，为了毛泽东，她作出了很多的牺牲，结果是身体搞坏了，工作能力没有了，工作职务也没有了，在剪刀、浆糊、报纸中度过了十年。
在那些日子里，她想得很多很多。她想到了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要想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那些该死的弹片，使她经常处于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她多么想动次手术。把这些弹片取出，使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啊！可是延安动不了这个手术。她决定到西安去，从那里转赴上海，取出弹片。
“我生孩子都生怕了”
就在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怀了孕，这更坚定了她要走的决心。过密的生育影响了她的健康，影响她的学习和进步，她要离开毛泽东一个时期，调养身子，读一些书。她与毛泽东共同生活了十年，怀孕、生育了六次，几乎是处在不断地怀孕、生育的过程中。她自己说，我生孩子都生怕了。怀孕、生育的妇女，负担本来就很沉重了，还要风餐露宿，行军打仗，忍饥挨饿，就更加不容易了。所以，在那个时代一些事业心极强的妇女，都不肯要孩子。由于当时没有避孕的工具，这些坚强的女性在怀孕以后，都做人工流产，同时做绝育的手术，以致终身不孕。贺子珍处在这种身份，不可能采取这种措施，于是她只好承受不断怀孕的痛苦。
然而，更使她痛苦的是，毛泽东并不完全理解连续生育对一个妇女所带来的负担，他就曾经对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说过：你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看贺子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毛泽东作为一个男人还不能理解哺育子女要耗费做妈妈的多少精力，即使按照当时的战时供给制度，公家可以出钱雇用一个保姆，母亲的担子仍然是很重的。每当毛泽东同贺子珍发生口角，贺子珍觉得，毛泽东骂她的话对她刺激最大的就是：“你政治上落后”，“你政治上不进步。”对此，贺子珍感到万分的委屈。
按照贺子珍的性格、她决心要去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于是她向组织上打了口头报告，又向毛泽东宣布了她的决定，并着手了走的准备。
贺子珍要走，并没有提到他们夫妻间感情的裂痕，只是说留在身上的弹片使她浑身疼痛，她想把弹片取出来。她是在毛泽东不同意并且一再劝阻的情况下坚决要走的。
“我一定要走”
毛泽东看到贺子珍要走，极力挽留她。他知道，她这个时候提出要走，同自己有关，曾经说了一番十分动情的话：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我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毛泽东所说的贺子珍在贵州负伤，就是指的在长征路上贺子珍被炸弹炸伤那次。贺子珍当时伤得很重，七窍出血，差点死去。连队曾经想过把昏迷的贺子珍留在当地老百姓家，怕路上的颠簸加速她的死亡。请示毛泽东，毛泽东不肯，说：她要留下来，准死无疑。就是用担架抬，也要把她抬着走。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腾出来给贺子珍用，自己骑马。后来贺子珍说，要不是毛泽东，她早死了。
毛泽东说完这番话后，又接着说：“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些，都是肺腑之言。
贺子珍听了这番话，如果稍微冷静想一想，考虑一下她的行动的后果，可能会改变自己的主意，情况就完全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可惜的是，她当时太欠思考了，她拒绝了毛泽东这种心的召唤。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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