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法国留学时的初恋情人被迫害惨死内幕(图)

　　如果说周恩来、陈毅等人由于看到个人奋斗的无望，转而寻求集体的力量；张若名的情形则完全不同，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大门依然敞开。她的法语进步很快，交流没有障碍；她的学习成绩优秀，可以通过考试或学历验证合法地进入大学。同时，她得到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法国参议员遗孀碧细女士的资助，解决了学费问题。而在另一边，组织生活、铁的纪律，使她无法适应；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独立和尊严得不到保障，更是与她的理想相违背。于是，她经过反复痛苦的思想挣扎，最后决定，脱离政治活动，退出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

　　对于张若名告别革命的选择，郭隆真、周恩来等人自然是竭力反对，反复规劝、耐心开导，但张若名决心已定，毅然与这些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分道扬镳。据说，她后来与杨堃定情时相约：“此生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可见，她的态度是前后一致的。她的选择经过深思熟虑，绝不是一时情绪波动的结果。

　　五

　　1924年7月，周恩来回国；冬季，郭隆真去了莫斯科。张若名从此与他们失去联系，独自在里昂大学，埋头读书。为了节省开支，她住进一所教会办的女子中学公寓。1927年下半年，她以三科合格的优异成绩顺利进入里昂中法大学，享受官费待遇，迁至校内女生宿舍。1928年2月，她又以四科合格的成绩获得里昂大学颁发的文科硕士学位。

　　郭隆真去莫斯科前夕，介绍杨堃与张若名相识。杨堃是郭隆真的同乡，1921年里昂中法大学在国内招收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之一。张若名住进校内后，与他开始交往。1928年，两人确定恋爱关系。 1930年5月31日，杨堃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二天，两人在学校大礼堂举办婚礼；12月15日，张若名也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北平中法大学校长李圣章当时正在里昂，现场聘请她为北平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文学院）教授。

　　1931年至1937年，在北平中法大学任教期间，张若名的生活相对平静而安逸。她专心于教学，致力于中法文化的交流。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正式出版，受到法国学者包括纪德本人的好评。当时有传言，说纪德去了苏联，将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张若名却表示怀疑，她写了一篇短文《关于安德烈·纪德》，发表在《法国水星报》第四卷第一期上。她在文中表示：“我愈来愈相信，艺术家必须保持自由，而安德烈·纪德，这位艺术家也不会想及其他的。”两年之后，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出版，完全证实了张若名的预言。

　　好景不长，北平沦陷后，中法大学部分学院南迁，张若名等人留守，仅能领取基本生活费。好在杨堃由吴文藻推荐，接替他在燕京大学的教职，一家人便搬入此前是吴文藻、冰心居住的燕南园六十号。有人劝张若名到北京大学西语系上一点法语课，但考虑到当时的北大是日本人治下，她宁可生活拮据，也不去挣那份外快。整整八年，除了参与《法文研究》的编务，她没有参加过任何社会活动。

　　1946年，北平中法大学复校，张若名又回到文学院，继续教授法国文学课程。动荡的时局，常使她忧郁不安。在某些沙龙聚会，或与学生交谈中，她偶尔会有激进的言辞。一次，她说：“中国的事情，国民党管不好，就让共产党来管。” 这虽然与她早年的经历有关，但思想基本上还没有超出民主政治的理念。她的表现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还收到过匿名纸条，叫她注意安全，她感到了恐怖，仿佛又回到日本占领时期的黑暗时代。

　　1948年初，杨堃接受云南大学聘请，任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杨堃是研究民族学的，云南是一个天然的民族博物馆，自然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由于担心国共分江而治，一家人将天各一方，张若名便决定受聘于云大中文系，与丈夫一同南下。

　　六

　　1949年，天翻地覆，张若名的身上也发生巨大变化。她与北方的刘清扬等老朋友恢复了通信，发现自己太“落后”了。在刘清扬的推荐下，她加入了民盟。从 1950年起，她不断地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每年都要交上一份长长的申请书。前面属于个人经历部分，都差不多的；后面交代思想转变过程，却是越写越长，一次比一次深刻。她是那样执着，年复一年，不被批准，也从来不灰心。她还常去听党课，去找自己的入党联系人，汇报思想情况。

　　在思想改造、反胡风等政治运动中，张若名都是努力学习文件，领会精神，联系个人思想实际，主动检查，批判个人的旧思想，认真写心得，开会踊跃发言。杨堃在《张若名研究资料》序里回忆说：“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俩全是学习积极分子……她（张若名）对党的号召步步紧跟，毫无保留地献身于党的各项革命运动。”

　　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张若名一如既往，积极参加，儿子杨在道在家信中，流露出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不同见解，她认为儿子需要教育，竟然将信交给组织，希望组织上对儿子进行帮助，结果导致儿子被打为右派，关进劳教所，二十二年后才恢复自由。

　　1958年6月18日上午，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批判会，拿出张若名历年思想汇报材料，断章取义，无限上纲。1924年退党之事，终于被翻出来，不仅是右派，而且是叛徒。张若名想不通，找总支书记谈话。当得知下午还要继续批斗，自由表达的权利被剥夺，人格尊严将丧失殆尽，中午，她便投河自尽了。在北京开会的杨堃，收到“张若名病重”的电报，立刻赶回来，只看到桌上摆放着一罐骨灰，家里被抄得乱七八糟。

　　张若名死后，云南大学立即召开了对她的声讨大会，民盟也随即将她除名。直到改革开放，儿子杨在道从劳教所出来，得知邓颖超当年询问过母亲自杀之事，便上书邓颖超，请求她帮助为母亲平反。邓颖超很快答复，并给云南大学党委写了信，这才有那份《关于张若名同志的政治历史结论》。结论最后写道：“在1958年云南大学的‘交心’运动中，由于没有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对张若名同志施加种种压力，以致造成了张若名同志不幸溺水而死的严重后果。经复查，张若名同志一生为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政治历史清楚，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