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援
在罗马尼亚,罗援想去参观一下罗马尼亚原革命领导人乔治乌·德治的纪念塔。但去后罗援才得知,这座纪念塔现在叫“无名烈士纪念塔”,塔前点着长明烛,有士兵把守,任何人不得接近。
纪念塔周边铺着大理石,以前立着一些幕碑,这时,从塔里走出来一位老人,他是纪念塔的工程师。他说,“埋在这儿的都是罗马尼亚政治局委员,但现在墓碑全都清空了,墓地被挖成了深坑。”
另一边有一条弧形走廊,也就是骨灰墙,摆放的都是原罗马尼亚中央委员的骨灰,“我去的时候,这些骨灰全没了,被清理了,不允许摆在那。”
这给了罗援一个启示,“如果让所谓的自由民主派得势,倒霉的是老百姓。这表面上看是一场民主的革命,实际上也是血雨腥风,最后共产党人连骨灰盒都不能留下,这说明有了他们的自由,就没有另外一些人的自由。”
8月底的北京,还不到晚7点,夜幕就罩下来了。
在军事科学院附近的一家自助餐厅,就餐的人并不多。罗援给自己盛了一碗粥,在盘子里装了少量面条、半截玉米,及一些莴笋片。
餐桌上放着一本书,是罗援近期出版的专著《鹰胆鸽魂》。
“你们称我为鹰派,我也不否认,但我长了鹰的眼睛和鹰的爪子,同时我又长了鸽子的头和心脏。我们是尚武,但我们更崇尚和平”,在美国出席一次战略对话时,罗援这样做自我介绍,引得台下一片掌声。
那时,他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写一本书,书名就叫做“鹰胆鸽魂”。
他强调说:“我是一个理性的鹰派,而不是一个莽撞的鹰派”。罗援的声音并不大,但他把“理性”两个字吐得很重。
席间,他起身穿过餐桌,拿了杯牛奶。65岁的罗援身高1米83,穿着竖条纹的衬衫,身形挺拔。坐下来后,他先聊到了父亲罗青长。
不太赞成“红二代”这个称谓
罗青长是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于2014年4月15日在北京逝世。“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反对特殊化,反对‘自来红’,这是一种封建血统论。”
罗援认为“红二代”这个称谓,是将革命干部子弟和人民大众做了个区别,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后代,如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为什么偏偏提“红二代”?
“父亲总跟我讲,他是农民的儿子,是党把他引上革命的道路,从而有幸能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工作,你们这些后代不要高高居上,要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孩子。”
“我们兄弟六个,老大穿旧的衣服给老二,老二穿旧了再给老三。衣服破了,就自己打上补丁,那时候我们觉得穿有补丁的衣服是一种光荣。”
从初中一年级到“文革”,三年时间里,罗青长让罗援兄弟几个利用假期去“时传祥清洁班”掏大粪、去公安总队和解放军摸爬滚打、去公社大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
罗援能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父亲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两条,一是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再就是不忘本,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这在我身上,都有烙印。”
这些烙印有没有受到过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罗援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随后说起了去丹麦做武官时的一次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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