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在中华医学会工作，接受了组织派我赴美进修的安排，正在北京忙着交接工作。刚过完1989年元旦没几天，父亲的警卫秘书就打电话给我，谈到父亲多次问起满妹现在忙些什么，是不是很快就要出国了。
我知道父亲一定是想我了，便撂下手头已经办得差不多的工作，向单位请了几天年假赶往长沙，想在临行前再陪父亲聊聊天，散散步。
跟父母一起住了三天，我对父亲说：“爸爸，我得回北京了。出国前医学会要召开全国第二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我负责大会文件和会务组织;另外，也还有些工作要交代。”
没想到父亲居然一反常态，执意不让我走，竟说：“开会的人多得很，不缺你一个嘛!”转而问我，“你去过广西没有?”
我怔怔地回答：“80年代初去过一次。”
父亲笑了：“噢，那还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现在广西变化大得很，一起去看看嘛!”
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多陪陪他呢!于是我和父亲商量，到南宁的当天下午我就走。
父亲一愣，诧异地问：“这么急?”他停了一下，又说，“好嘛，好嘛，要走就走吧!”
在火车上幸福地和父母晃荡了一天，到南宁已经是次日中午。看着大家安顿好都住下后，就到了向他们告别的时间。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那天父亲穿着深驼色的中山装，外面披了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夹大衣。他和母亲一起出来送我，走在母亲和一群工作人员的前面。我们俩并排走着，他右手指间夹着香烟，无语地一直把我送到宾馆外院的汽车旁。一路上他都在微笑着，可眼神儿里却漾出我从未见过的伤感。就在这一刹那，我似乎感应到了某种无法诠释的人体信息，体内随之旋起一股黑色的悸动。在这股无形的力量推动下，我不由自主地转过身搂住了父亲的脖子，当着那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工作人员的面就哭了起来，泪水像溪水般不停地流出。
父亲静静地搂着我，一只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背，任时间分分秒秒地流逝，一句话也没说。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克制住自己，哽咽着，不知为什么突然冒出了一句话：“爸爸……你，你可一定……一定要等着我回来啊!……”
父亲慈爱地说：“当然嘛，当然嘛!”
他看着我泪流满面地上了车，直到汽车开出很远，还在向我挥动着手臂。
突然间，我发现父亲苍老了许多，慈祥的脸上似乎有一丝抹不去的惆怅，单薄的身躯显得那样凄凉，流逝的岁月无情地蚕食了父亲那生动的表情和不倦的身影。随着汽车渐渐远去，我极力在视野里寻找着他，可离别竟是那样迅速。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尽快买一台摄像机，记录下日常生活中真实、热情和充满活力的父亲。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心愿，竟没有在父亲在世时实现。
回到北京，我仍无法摆脱那种被称作心灵感应的阴影，它使即将在我面前展现的未知的西方世界变得兴味索然。出国前几天，我絮絮叨叨地挨个儿找工作人员以及有关的医护人员谈话，向他们介绍父亲的生活习惯、性格脾气和身体状况，拜托他们替我好好照料父亲。我甚至还特意叮嘱母亲和兄嫂们，要他们注意留心父亲的身体和起居，千万千万别大意……
至今我们还无法解释第六感，也无法破译这种人体信息，它实在太神秘，神秘得连它的存在都变得可疑。但我确确实实地感知到了，而且相信，我那位在老家当了一辈子农民的伯伯胡耀福也感觉到了。
在我去长沙之前的一个月，伯伯拎着一个装满父亲爱吃的红南瓜和干茄子皮、干苦瓜条、干刀豆条的尿素袋，从浏阳赶到长沙看望父亲。他怕给接待部门添麻烦，在九所住了五天就走了。
临别时，我那浑身泥土般朴实的伯伯肯定也是感应到了某种信息，像怕失去什么似的突然拽住父亲的胳膊，一任老泪纵横。他们兄弟俩这辈子多次聚合离散，从来没有这样动过感情。父亲一时也很难过，声音有些哽咽地劝道：“哥哥，不要这样，有什么话慢慢说。”
伯伯眼泪汪汪地望着父亲，难过地说：“我们都是七十好几的人喽，老啦，恐怕难得再见面了哇!”
父亲握着他的手，一再地说：“再见不难嘛。你想见我，随时可以去北京!”
伯伯却伤心地说不出话，只是摇头，一路抹着眼泪走出父亲的视野，如同我黯然神伤地飞向了大洋彼岸，却把一颗心沉甸甸地坠在了中国。
跨越太平洋的焦虑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达美国西北部的海滨城市西雅图，如约到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心(Heath&Hospi-talServices，后改名为PeaceHealth)进修。
根据中华医学会与这家中心的交流协议，医学会每年派出一名从事管理的女性，到那里进行为期一年
的培训，学习医院和医疗管理。我是学会派出的第二名进修人员，住在拥有这家医疗服务中心的教会的集体宿舍里，和一群大多是退休的修女们生活在一起。
这所美国天主教会的慈善机构宿舍，坐落在风光旖旎的西雅图湖畔。那在微风中荡漾的蓝宝石色湖水，碧草间缀满五彩缤纷花朵的林间小路，蹑步轻行的现代修女，余晖晚照的湖边木椅……一切一切都浸透着滤尽尘世俗念的宗教式的静谧。
然而，它这有如世纪般漫长的宁静，很快就被我打破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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