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巡视已覆盖近半 下个“反腐矛头”指向谁(图)

　　十八大以后，“反腐败”无疑是中国政坛上最引人关注的焦点之一。

　　据新华社的最新消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已开展7轮巡视，共巡视118个地方、部门和单位，实现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55家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全覆盖，巡视对象覆盖面近一半。

　　近两年多以来，中央纪委、中组部通过常规巡视与专项巡视的形式，让巡视组进驻各省、各部委以及单位，“揪出”了一批“大老虎”和“小苍蝇”。

　　2013年5月27日，中央第一巡视组进驻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开展巡视工作，这是十八大后中央巡视组进行的第一轮巡视，由此拉开了新一轮反腐败的序幕。随后的三个月中，中央第二巡视组等另外9支巡视组也相继进驻湖北、水利部等九个省份或国务院部委。

　　在第一轮巡视结束后，中央巡视组发现并公布了各个单位部门的存在问题。其中，中储粮公司基层腐败案件高发多发、湖北违规突击提拔干部、重庆市“苍蝇”式腐败问题多发，以及内蒙古矿产资源配置、工程招投标领域腐败等问题比较突出。

　　2013年10月底，第二轮中央巡视启动，10个巡视组分别进驻三峡集团、商务部、国土资源部等部委以及吉林省、云南省等省份。

　　前两轮中央巡视结束后，20个巡视点有82人被查，其中包括9名省部级官员：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总工会原主席陈安众；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

　　2014年，中国共开展了三轮中央巡视和专项巡视，向20多个省市和多个国家部委、央企派驻了39个巡视组。

　　2014年第一轮巡视中，就发现多个省市存在“和“土地腐败”问题，干部插手工程招标和土地出让等腐败问题非常严重。在2013年的两轮中央巡视中，江西、内蒙古、贵州、广东、吉林、安徽、云南和三峡集团均被指出领导干部插手工程建设等城建腐败问题。

　　接下来的两轮巡视中，也发现了裸官、裙带腐败、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被巡视单位被要求清理裸官以及解决子女等亲属经商问题。

　　今年2月份，中央巡视组开始了今年的第一轮巡视。经过前两年的专项巡视试点，今年中央巡查组对国有企业的专项巡视工作全面铺开，这一轮中，进驻的国有企业包括了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25家大型国有企业。

　　7月初，中央纪委网站公布了这25家国有企业的专项巡视情况。其中，中国石油存在部分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甚至与私企老板绑定的现象；中国移动被查出有恶意提高分成比例向合作方输送利益，以及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而在对中国电信的巡视中，发现北京电信公司顶风违反多项党的纪律，上海电信公司追求奢靡享乐，花费巨资装修并经营高档会所。

　　2015年7月初， 中央第二轮巡视13个巡视组陆续进驻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交通运输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等9家中央单位和中国航空集团公司、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等17家央企，开展为期2个月的专项巡视。

　　在巡视组进驻月余，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8月3日宣布公司董事长吴生富“突然去世”， 而外界一直传言吴是自杀。早前，已有针对吴生富的举报材料流传于网络。

　　目前，2015年中央第二轮巡视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据界面新闻记者统计，截至2015年9月21日，十八大以来已有近80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落马。

　　另据新华社报道，十八大以来，在中央巡视组已开展的7轮巡视中，共处理纠正和追究问责1149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认为，中国反腐败路线正在作出调整。他表示，随着巡视工作的不断深入，巡视组越来越发现，国有企业成为了腐败的重灾区，一些国有企业的利益输送、关联交易现象非常严重，中央纪委在这方面的反腐力度会越来越大。

　　目前，中央巡视组的巡视面已近半，下一步的重点会放在哪一个领域？

　　有专家指出，中管金融企业或是中央巡视组下一个要突破的重点领域。此前，新华社援引中纪委的消息称，目前中央巡视组仅对1家中管金融企业进行了巡视，下一步将指向中管金融企业等。

　　乔新生认为，中国反腐应该深入到中国的金融领域，只有打击了那些关联交易、内幕交易者，防止机构投资者操纵股票市场，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才得到保障。

　　他说：“下一阶段清查金融机构有利于促进中国股票市场健康发展。”

　　随着下一步中央纪委反腐力度的加大，被查的官员不断增加，对纠正官场不正之风确实起到较大作用。

　　不过，乔新生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认为，从目前国内反腐的成效来看，表面上的腐败现象有所减少，不过制度上的腐败现象有增加的趋势，集体讨论决定的腐败案件越来越多。

　　他还注意到，当前中国反腐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于公众的表达渠道不畅，公众的参与意识不强，导致反腐败的信息严重不足。

　　“中国反腐应尽快从党内体制反腐向全民反腐过渡，从自上而下反腐向自下而上反腐过渡，发动全民参与。”乔新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