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文革禁欲年代“钦定”第一黄书 传抄亿人(图)

　　姚文元的“扫黄令”

　　一般情况下，如果未发生刑事犯罪，《少女之心》的“读者们”大都能安全地“潜伏”着。岂料刚进入1975年，主抓意识形态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就颁布了一个追查手抄本的命令，第一本是《归来》（后更名《第二次握手》出版），紧跟其后的就是《少女之心》，还包括《一双绣花鞋》等。

　　《第二次握手》是被当作“黄色小说”来追查的。这一年1月7日，《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在湖南大围山插队的知青张扬被抓捕后还一脸迷惑，男女主人公，一辈子的肢体接触仅限于握手，而且在近半个世纪的光阴中只握了两次，怎么就成了黄色小说了呢？

　　姚文元是在1974年10月的一份“内参”上看到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消息的。他找来这本书看了一遍后，感到问题很严重：“这是一本很坏的书，不是一般的坏。”在他看来，《第二次握手》尤其反动，里面不仅宣扬资产阶级，宣扬有海外背景的科学家是爱国的，它还歌颂了周恩来！这本书是一定要彻底追查并销毁的。但是又不能打着政治反动的旗号来追查，那就等于挑明要反对周恩来。于是，书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就成为追查理由，将其定为黄色书籍，在全国以扫黄的名义追查，这样就明正言顺了。

　　张扬入狱以后，并不知道他的手稿在知青中被广泛手抄传阅，成了“非主流”流行小说。那时候，中国主流文坛上只有“一个作家”：浩然，塑造出没有俗念的人物“高大泉”。《第二次握手》当然是一本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的手抄本，而《少女之心》可说是把人性中的性本能完全摊开来写的“书”。在阶级斗争挂帅的禁欲中国，《少女之心》算是“文革”时期仅有的一部没涉及意识形态的读物，然而正因如此，成了为公然对抗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大毒草”。

　　1975年的法庭对张扬《第二次握手》的指控包括：“你这个《归来》，本质上与《少女的心》是一样的，”“《少女的心》是砒霜，《归来》是鸦片”。这个“鸦片”有四大毒素：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你明明知道不准写爱情了，为什么硬要写？

　　压抑和反弹

　　张扬在不准写爱情的年代，“硬要”写了爱情，所以他的书“沦落”到色情读物《少女之心》的层次。而后者，是一本并无故事情节、更无爱情描写、从头到尾赤裸裸性爱的色情手抄本。

　　即便是在今天看来，《少女之心》也不能算是一部文学作品，甚至连一部故事都算不上，然而，哪里有压抑，哪里就有反弹，越是谈性变色，越是偷窥得性味盎然。

　　那时候有个词叫“作风问题”，特指“男女关系”。皮世军在分析性压抑对中国人的影响时说：“当时的性压抑是对所有人的，各级干部在性压抑之下产生的异常的工作作风，对自己的部下任何‘作风问题’保持高度敏感和过度反应。谁和谁稍微多接触一点，他就可以派人去捉奸，把自己变态的压抑投射到下属身上，自己的工作作风也因为这种压抑而变成变态和粗暴。”

　　也正是在这种贫瘠而压抑的环境中，一些外国电影中短短的数秒拥抱、接吻镜头都会让不少人如痴如醉。在那个年代，《化身博士》、《华丽家庭》、《望乡》、《女星》……这些影片被很多青年人看了一遍又一遍。

　　皮艺军接触到的一名少年犯讲述，日本电影《望乡》他看了七遍，后六次每次买完票以后就在电影院门口等着，等到将要出现早年妓院的镜头时，他分秒不差地踩着钟点进去。买那么多张票，就是为了多看几次那几秒钟。

　　《望乡》中几秒钟的镜头，《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中数行文字的描写都能对人构成极大的刺激。皮艺军认为，由于当时“性”在中国一直被当成最淫秽的东西，讳莫如深，所以处在性压抑之中的中国人，都还没有“脱敏”。

　　因为对“性”过敏，所以不能谈性，又因为对“性”过敏，所以《少女之心》中的性描写就成了一针兴奋剂。一些青少年为此而犯罪，法律和社会舆论只注意到他们对别人造成的性侵犯，却没有看到社会对这些年轻人犯下的罪——他们本该享有正常途径的性教育。于是，一本黄色读物就变成了洪水猛兽。

　　一个县城的追查

　　1977年，李万盛任四川邻水县公安局治安股股长。邻水县位于华蓥山东麓，如同那个年代所有偏僻的小县城一样，闭塞而保守。在这年年底的一次公安局例会上，领导安排工作时提到现在有青少年传看黄色手抄本的动向——当时公安局都还没有看到这种手抄本。这项工作是公安局领导参加上级公安机关召开的一次普通的工作会议上带回来的。

　　治安股长李万盛将这一工作安排给各街道、居委、办事处，希望这些基层群众组织能够协助工作。

　　一个多月后，二街道办事处的杜华珍主任向公安局反映，她的辖区里有几个男女初中生平时说话和表现有些异常。通过进一步了解，发现他们几个人在秘密传抄《少女之心》。

　　这5个少年自认为自己做得很严密——他们都只在半夜捂在被子里看那本手抄的《少女之心》。有的孩子家里兄弟姐妹们就睡在一间屋里，几个兄弟就睡在一张床上，都没有发现其中一人在深夜偷看手抄本，父母就更不知道了。

　　然而，他们平时走在街上的眼风和举止，却令居委和街道的老年人产生了怀疑。

　　因为尚未形成治安事件，所以李万盛没有安排公安出动，而是让杜华珍找了几位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分别和这5位学生谈话。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是否通知学校和家长，李万盛认为这是关系到学生前途的一个大问题。考虑到学生对学校教育的逆反以及面临的压力，李万盛选择了低调处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