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出版已30年。近日,富有争议的批评家朱大可发文,从此书说开去,认为“中国人依然丑陋”。
在朱大可眼里,中国“自上而下形成庞大的互害型景观”,人们“贪婪、无礼、粗鄙、说谎、投机、好赌、哄抢、欺诈、剽窃、冷漠”……不仅如此,自省能力还严重匮乏,远不如鲁迅生活的“富有自省能力的民国”。
除此之外,朱大可还试图将中国人的人格障碍程度进行量化,用以佐证自己的观点。他得出的结论是:只要27个人中有1个患有“文化人格障碍”,就触发了足以让人警戒的阈值,文化人格障碍这种高传染性病毒若任由滋长,就会动摇中国社会根基,甚至向外部世界蔓延,对整个人类文明产生伤害。
按朱大可的计算,中国这个数值已经高于1/27(达到了1/19),我们很可能已经走近“伤害人类文明”的开端了。不过读者先别着急,更有趣的是朱大可1/27这个比例的由来:他借用引起全国恐慌的SARS数据,即SARS患者的比例1/270000,直接放大了1万倍。朱大可将这1万倍称之为“加权”。至于为什么要加权1万倍,而不是10万倍或10倍,他并没有给出解释。
朱大可(资料图)
以下为凤凰文化原创栏目《洞见》所载朱大可原文,原标题《朱大可:30年后,“丑陋的中国人”依然丑陋》,至于中国人是否“依然丑陋”,“丑陋”到什么地步,交由读者评判。
在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出版30周年之时,不妨来回顾一下这个议题的两位主要引导者。
首次谈论国民丑陋性的著名人物是鲁迅。在小说《阿Q正传》里,鲁迅以黑色喜剧的风格,塑造出一个旧帝国底层的代表性人物,成为当时中国人的共同精神肖像。鲁迅是幸运的,他生活在富有自省能力的民国时代,所以没有受到太多非难,反而因这部小说(也许还应加上《狂人日记》等)而成为宗师和不朽者。
但柏杨未能享用到这种文化待遇。他的《丑陋的中国人》,引发20世纪第二次民族国家的自我反省,却遭到台湾民众的激烈攻击,而中国大陆亦从1980年代的倾听转向了谩骂。在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包围中,任何自省和反思的努力,都会面临声势浩大的敌意。
但无论如何,前有鲁迅,后有柏杨,中国人终究为自己留下了几面自省的镜子。这是本国的终极精神财富。它不仅是说出真相的勇气,更是一种洞察恶疾的智慧,并最终成就为伟大的品格。反思力的存在,或者说,拥有足够的自我批判的力量,是衡量民族国家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尺,也是所谓“国家软实力”的坚硬核心。
柏杨所使用的“丑陋性”或“丑性”一词,属于美学范畴,跟美感和生理反应密切相关;另一种社会学语词也曾被广泛使用,叫做“国民性”;我们也可以套用生物学语词,把它跟“中国病毒”挂钩,更可以租借心理学术语,将其描述为“中国综合症”和“负性文化人格”,等等。而我则更倾向于使用“文化人格障碍”之类的中性语词。所有这些语词都从各自角度,向我们描述了病变的基本状况。
令人难堪的是,柏杨的警告没有奏效,反而成为难以解决的跨世纪难题。在“中国式病毒”的大肆侵袭下,30年以来,国民人格的集体性崩塌,已经势不可挡。人们从正直、法治、诚实、信用、勇气、胆略、独立、尊严、教养、责任、勤劳等美德中大步退出,转向贪婪、无礼、粗鄙、说谎、投机、好赌、哄抢、欺诈、剽窃、冷漠、甚至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在空气、土壤、食品里投毒,自上而下形成庞大的互害型景观。满目苍夷,一地鸡毛。这的确是丑陋的奇观,剧烈地伤害着我们的眼睛和心情。问题在于,对人格障碍的基本觉知,仍然没有建立起来。而没有诊断与报警,就没有改造和疗愈的空间。
有一种“理性的声音”宣称,感染这种病症的只是极少数人,因而“丑陋的中国人”的描述,毁损了大多数人的形象。这种貌似政治正确“多数论”,始终是探讨问题的理论瓶颈。常识告诉我们,出现“集体性人格障碍”的比率,哪怕只有百分之一,都足以构成一种危机。文化人格障碍是一种高传染性病毒,如果缺乏鲁迅/柏杨式的警觉而任其滋长,就会动摇中国社会根基,甚至向外部世界蔓延,对整个人类文明产生伤害。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