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松竹带回一万多元,一部分给父亲治病,另外一部分拿给律师,开始与春风阁四组打官司。
此前22年,陈松竹从未体验过如此窘迫的生活,但在父亲患病、举家搬离邓州之后,父母不仅需要每年四五万的医药费开支,而且家中五六十万元的外债再也要不回来。陈松竹不得不辍学,以帮别人翻译文件、组建公司网络来赚钱养家。
这起2003年立案的官司,事实并无任何争议顺利经过一审胜诉,二审也维持了一审判决,2005年1月进入执行程序。
“当时我在邓州待了三天,邓州市法院给我的说法是这个执行难度比较大,让我找春风阁四组协商。”陈松竹尚未来不及与四组协商,便收到传来的话,“他们让我赶紧走,如果我敢去四组要钱的话,他们就不客气了。”
迄今他都忘不了对方威胁自己时的用词,“不是我杀了我,也不是宰了我,而是剁了我。”
上访的深渊
2004年时下半年,陈松竹无缘拿到大学毕业证书。那年夏天,他成为一个年轻的访民,厮混于北京南站的上访村。
9月一天,陈松竹来到北京南站附近的全国人大上访接待中心。他在正式上访之前专门去旁边的上访村学习了“上访经验”。
陈松竹戴着600度的近视镜,穿着一件真维斯的短袖和一条短裤,脚上的“金苹果”运动鞋系母亲购买于三年前,当时家庭尚未出现变故。一脸的学生气帮他“过关斩将”,来到全国人大信访接待中心门前。
通往全国人大信访接待中心大门的是一条小路。
“我一路走进去,两个胳膊肘不断撞到路两边那些截访的人。按照上访村的经验,不管那些截访的人怎么问我,我都不能说话。一旦暴露口音,极有可能被带走。后来还是有人拽住了我。我张口就是普通话,跟那人说我是学生,帮导师过来做调研的,他才放行。”待到陈松竹挤到门前,对方已经下班并且下午不再接待。
回到上访村,陈松竹开始了解那些访民的情况。
“我当时就想,这么多的冤情,也都是这么大的事儿,媒体难道不知道吗?”离开上访村次日,陈松竹开始给各家中外媒体写信、发邮件。绝大部分求助都如泥牛入海,只有一位叫Poppy的媒体工作人员在邮件发出第二天,给他打来电话。
陈松竹是用流畅的英文写就的邮件,这让Poppy很吃惊。她所就职的媒体接到过无数的上访信件,但从来没有一封是英文的而且还写的如此流畅。她后来给他配备了一个摄影师,希望他拍摄一下“上访村”的故事。
因为前往邓州拍摄成本偏高,这部纪录片未涉及陈松竹家里的事情。
半个多月后,这部时长8分钟的新闻纪录片播放了。片子开头选景在北京南站附近的地下通道。早晨6点,通道人流渐密,一位脑袋瘪了半边的东北男孩和他的母亲起床收拾铺盖。这个男孩来北京一家工厂,被工厂机器砸坏了半边脑骨,因工厂负责人不愿赔偿,至今没钱换上合金脑骨。两母子至此迈上上访之路。
片子介绍了信访制度。其中一段旁白由陈松竹撰写:信访制度伤害最大的,恰恰是那些最底层的人民。他们在北京上访时,过着非常悲苦的生活,每天要去菜市场捡菜叶子,用捡来菜叶子填饱了肚子,再一次去上访。上访成为唯一的精神信仰。
有关部门在片子播出后找到这对母子,只是那位工厂负责人已经跑路,赔偿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此后三个月,这对母子不断电话陈松竹打请求帮忙,陈松竹无力应对,后来也就不再接听他们电话了。
被改变的人生
在“上访村”游荡半年,陈松竹彻底灰心了。
“我妈不断给我打电话,问我上访有没有结果。我在这边见惯了那些上访不成反被劳教的朋友,如果我因上访被劳教基本上我这个家庭就完了。我当时成晚成晚地因为压力太大失眠。”一天冬天的晚上,陈松竹发着高烧,躺在没有暖气的出租屋内,全身裹着电热毯依旧瑟瑟发抖,“我当时想,如果我死在这里了,也没有人会知道。”
2005年春天,陈松竹捡到一个钱包。他后来循着钱包内的线索,把钱包还给了女主人。这个钱包的女主人,后来成了陈松竹的妻子。
“我老婆跟我说,她第一次见我时,并不是喜欢我,而是心疼。她当时想:‘这孩子怎么这么可怜啊。’”陈松竹的妻子是一位北京女孩,大他四岁。陈松竹说,妻子是自己苦捱时光中的第一抹曙光。
之后的两年,陈松竹一直以自己制作纪录片并卖给新闻机构为生。也是因为自己的作品,他在2007年收到一家知名新闻机构的邀请入职,得到人生中第一份固定的工作。在后面的日子,虽然他慢慢过上了稳定的生活,但上访留下的贫苦印迹依旧无法从他身上抹去。
“我记得我抱着一个纸箱子,穿着短袖、短裤、拖鞋,大剌剌地去单位报到,楼下的保安拦着我说:‘送快递的,去坐后面的货梯……’”陈松竹笑着说。
陈松竹在北京的生活稳定下来。他辗转通过关系,把家中的老房子卖了,在北京市通州区买了套房子,把父母接了过来。他和妻子又在父母居所旁购置了房产。他5岁的儿子就要上学前班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