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庐江县金牛镇孙立人故居。
“立马望南方，故垒迷离，每怀野火残烽，战血长随伊水碧；提师归故国，疮痍满目，忍看孤儿寡妇，忧思独共白云深。”
1947年9月6日，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在广州白云山麓马头岗落成，新一军的缔造者、刚被蒋介石免去军长职务不久的孙立人主持公祭大典，并为4543名阵亡印缅、长眠青山的新一军将士送上了上述挽联。
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说法是，公祭仪式上，孙立人将俘获自日军的三只大象也带了过来。三只大象原本一直静默安然，及至哀乐奏响，它们却突然一齐伸长鼻管，仰天长啸，现场悲戚而壮怀的气氛无以复加。
安葬在公墓的4543人，大都跟随孙立人在印度和缅甸作战逾两年。他们血洒异国，扬威域外，以生命为代价，为中华民族打通和保障最后的陆上战略运输线——滇缅公路立下了不世之功。
而作为中国远征军主力之一的新一军的缔造者和最高统帅，孙立人也凭借他卓越的指挥才能走到了其军事职业生涯的顶峰：他被誉为“丛林之狐”、东方隆美尔，并同时被当时的中美英三国元首授予勋章。
荣誉绝非凭空而来。这些勋章背后，是孙立人打响中国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第一枪、军级作战单位中歼灭日军和收复失地最多的赫赫战功：在历时两年的第二次缅战中，新一军以伤亡17000余人的代价，共击毙日军三个联队长以下33000余人，伤日军75000余人，俘虏大尉以下323人；缴获大炮186座，战车67 台，汽车552辆，攻取公路646英里，解放被日军占领区域5万平方英里以上。遍数八年抗战，没有任何一支中国军队的战绩能与新一军相比。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认为，“孙将军是国民党集团中最杰出的将领，学历之深，无人可及；练兵之精，无人可及；战功之高，无人可及；身上弹孔之多，无人可及；国际性声誉之隆，也无人可及。”此说法虽有些绝对，却也凸显了孙立人的赫赫战功。
也许是因为对孙立人持类似评价，在1945年9月举行的广州受降仪式上，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才将随身佩戴的有600年历史的日本皇家传国指挥宝刀，主动呈献给孙立人。
抗战的硝烟虽已散去70个年头，但这段艰苦卓绝、壮怀激烈的历史却不可须臾忘记。
2015年9月3日，孙立人将军后人将分别在北京和台北参加大陆和台湾举行的相关纪念活动，以慰包括孙立人在内的全民族抗战英雄。
澎湃新闻获悉，孙立人将军次子孙天平，将以台湾代表人士、著名抗战将领后人的身份，在北京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及相关纪念活动。
同时，孙天平的姐姐、孙立人长女孙中平，也将于9月3日上午参加在台北举行的抗战胜利纪念活动。
孙天平还告诉澎湃新闻，他有把父亲之墓迁回原籍安徽的计划，但因孙立人的特殊身份及其在台湾和海内外的巨大影响力，迁墓“难度不小，目前为止还没有具体时间表”。
“落叶归根是父亲心中的愿望。”孙天平说。
出身书香世家，家学渊源深厚
1900年，孙立人在其原籍安徽舒城的邻县安徽省庐江县出生。他能在抗战中取得如此功勋，与其出身背景和家学渊源都不无关系。
孙立人，字抚民，号仲能。其父孙熙泽，为光绪甲午科乡魁，官登州知府、山东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总统府咨议，为北洋政府皖系段祺瑞的重要文职人物。后从事教育，曾任北平中华大学校长。
根据一些学者的考证，孙立人的血脉中浸润着兵家孙氏、桐城派国学及近代淮军等多重营养。
据光绪十一年（1885）《续修庐州府志》记载：“舒城孙氏，原出休宁县，迁舒城东乡三河镇南岸者，自贡生正仁始。其后子孙以科第起家，蔚为望族。”
此志中的正仁，即清雍正年间贡生孙正仁，为舒城孙氏“迁舒始祖”。孙氏成为书香之家，也是从孙正仁开始的。
在此之前，孙家的传统是武学和军事。
据孙熙泽《龙舒孙氏宗谱》和孙新俊《重印龙舒孙氏宗谱序》，舒城孙氏缘起于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孙膑，传至四十世孙万登，举家迁于徽州休宁县。
孙万登为武将，在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3），官至金吾上将军。唐亡，孙万登无主可从，遂引军循赣东入皖，屯于徽州休宁。后传至孙氏迁徽第三十三代孙正仁，又举家迁居庐州府舒城县。
包括舒城在内的皖西南地区，曾是清代太平天国运动的主战场之一，龙舒孙氏又因此与崛起于此地的清末重要军事力量淮军产生了密切联系。
发迹于民间团练的淮军，从庐州府地区走出了诸多晚清重臣和军事将领，文臣如李鸿章，武将如丁汝昌、刘铭传等。
具体到孙立人，其曾祖父孙观即为淮军重要成员，曾任直隶布政使。孙立人大伯孙浤泽也在刘铭传抚台时延为幕府重要成员，刘铭传的重要奏稿多出自其手笔，后任台湾沪尾海关监督。而孙立人原配夫人龚夕涛为合肥龚家小姐，合肥龚家亦名门望族，晚清上海道龚照瑗属淮系重要成员。此外，孙立人堂兄孙树人还娶了刘铭传的孙女为妻。
如果说宗族谱系和淮军渊源对孙立人的具体影响很难考证，那么幼时人文环境特别是师长亲友的言传身教，则在他的成长之路上烙下了实实在在的印迹。
孙立人出生之时，有清一代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虽已走向衰落，但300年的历史积淀与传承犹在。加之庐江与桐城地理毗邻，桐城派文人对孙氏家族影响很大，其家族与桐城派作家渊源深厚。
1906年，6岁的孙立人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其蒙师宋执中即为当地名师。1930年，孙立人之侄孙克宽在安庆结婚，主婚者也是桐城派的大师姚永朴。
孙氏家学尚文重教，孙熙泽和宋执中对孙立人都要求极严。
他每天早起学新课，午后写大小字，背诵唐诗，晚上温习上午的课。孙立人后来回忆：“我6岁入家塾，起居饮食，与先生在一起，都有一定的规矩。同时我的父亲，管教极严，在子女幼时，即加管束。常对我们说‘坐有坐样，站有站样’，绝对不许随便，尤其不准子女说谎骂人，如果犯了，就要撕破口，至滴血不止。”
父亲孙熙泽对孙立人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但这不仅仅出于父子之情和他的孝顺：孙立人带兵之后，专门请孙熙泽为部队军歌撰写歌词。从税警总团时代开始，这首歌一直跟着孙立人，并最终成为中国最具战斗力、全美式装备、战功赫赫的新一军军歌。
在严父名师的教育督导下，孙立人很快就熟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进而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
3年后，因孙熙泽赴山东任职，9岁的孙立人也一同前往，被送进一所德国教会办的高等小学学习。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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