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对经济不景气的感受更直接。“过去山西高档餐饮,大多是海鲜,现在所剩无几,有些直接关门,大批海鲜厨师离开山西。”8月19日,山西省烹饪餐饮酒店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冯守瑞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冯守瑞说,大多数高档餐饮不得不转型走大众消费路线,“过去请官员办个事吃个饭,人均消费800元,现在一桌才800元。”
其它行业,变化也在悄然发生。“过去一个珠宝柜台,一年开发票业务300多万,去年只有30万。”一名商界人士说。
对山西经济影响更直接的是煤炭。在产煤大市吕梁,市委书记高卫东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多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后,“吕梁有名的企业家,相当部分涉案被抓”。根据公开资料,这些企业家中多人是煤炭企业老板。
煤炭市场整体也不景气。7月28日,《山西日报》报道称:上半年山西省煤炭行业亏损超过40亿元,连续12个月全行业亏损,仅上半年亏损40.6亿元,利润同比减少60.7亿元。南方周末记者获知,有些煤矿已经拖欠工人半年工资了。
一些人把山西经济下滑和反腐联系在一起。不过王儒林总结认为,反腐并不影响经济建设,山西经济发展压力大的最根本原因是一煤独大、轻重工业比重严重失衡的结构问题。
经济下行,也与部分官员的不作为有关。7月28日,《山西日报》刊文指出:“不想为、不敢为、不会为”等为官不为的现象在山西较为突出,任何不作为慢作为都是消极、腐败的表现。
“过去,有些干部是想当大官、干大事,当更大的官。我不想当大官,也不想干大事,只想安稳。”山西一名厅级官员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山西数次采访中,南方周末记者发现这种心态在山西官员中较为普遍。
高层官员频频“不打招呼”
山西高层官员无疑清楚地方官员的心态,在强力治吏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手段,督促激励基层官员恢复工作热情。
在省会太原,山西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吴政隆正在倡导一种用人观,“比如洗碗,洗碗干活的人当然容易摔碎碗,站在一边的不干活,自然不会打碎碗。”
吴政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在各种会上都强调,对于工作中出错的干部,我们要分清他是谋私还是为公。我们不能重用不干活的人,而一味批评那些干活出错的人。”
吴政隆的这种用人导向,在基层官场开始发挥作用。他介绍,过去基层官员们把城中村当做一块骨头,都绕着走,怕惹麻烦担责任。新的用人导向下,城中村改造成为考察干部的考场,官员们表现得积极起来。
从上到下,山西官员为发展而焦灼。8月21日,某地市委书记一句话,在一些地方官员微信中流传:“你要招商引资,连瓶汾酒都不给人家喝,怎么能体现出热情好客?我们要大胆去工作,去开拓,只要别装错兜、别上错床就行!”
太原基层干部的工作,也进入了省委书记王儒林的视线。8月16日,王儒林在会见媒体记者时特别提到,在太原城中村改造中,“干部们积极作为,晚间都是工作到十一二点,有的到凌晨四点,好几位累病了、住院了。”
王儒林在太原城中村的视察,让新任太原市委书记吴政隆直观了解到这位省委书记的工作风格。
在视察中看完上述城中村后,王儒林上车前突然又提出到附近一个城中村看看。结果当地村干部毫无准备,拿不出财务账本,村务公开栏上贴满乱七八糟的广告,撕下广告,栏上一片空白。
王儒林视察后,改造城中村成为吴政隆太原施政的第一个重点。按太原官方估计,太原城中村改造总投资将达到5400亿,对太原经济发展将起到巨大拉动作用。
无独有偶,2015年8月5日,山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黄晓薇突然现身太原市的一个城中村,了解太原市治理基层腐败、查办“城中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后的效果和新问题。之后山西省委组织部长盛茂林同样直接到太原“城中村”调研。
“他们都没有跟我打招呼,突然去了,市里区里都不知情。”吴政隆说。
在吴政隆看来,省委常委们不打招呼深入一线的工作方式更有利于工作。在各种监督之下,太原成为山西经济低迷中的亮点,上半年太原GDP增速达8.5%,远高于山西全省的2.7%。太原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开始后,陆续有媒体将其当作先进典型进行大篇幅报道。
不过,面对山西全省的经济状况,王儒林压力依旧很大。晋中市市委书记张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王儒林在晋中几次调研中,除了吃饭外,一天都站着、走着,问得很细很深入,“他是带着问题找规律,思考有没有推广价值”。
晋中市一名多次给王儒林准备过材料的市委副秘书长说,“过去省委书记调研要求材料越简单越好,但王书记来调研前要求提前准备很多材料给他。”张璞说,“我问他秘书,要那么多材料他会看吗?秘书说,看,都会仔细看。”
8月16日,在和海外华文媒体的一次交流中,王儒林说起他的工作状况,“最近这几天,我每天离开办公室都是晚上九点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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