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超回答:“怕,我就不来了!”
他们决定让战士们先撤出来,自己先进去。两人开玩笑说:“咱俩要是牺牲了,下辈子还做兄弟啊!”
一个红帽子和一个黄帽子,走到了这座危楼里。
在楼边,他们发现了一位战士的遗体,烧焦了。只能用衣服、用床单裹起来,“不能让他碎”。
从一辆烧毁的水罐车里,搜救者找到了两名战士的残骸,保留着爆炸时的姿势。
所有的死者或伤者,会被小心翼翼地用担架抬出,交给等候已久的急救车或殡葬车。要么是医院,要么是殡仪馆。生和死只有两辆车的距离。
19岁的消防员周倜是一个奇迹。他在事发后30多小时后的清晨被发现,喉咙在动。为免二次伤害,搜救者报告了指挥部,等到急救车到来后才敢行动。
周倜当时光着腿,穿着背心、短裤。张大鹏问他是哪个支队的,他以微弱的声音回答“开发的”。生命的回应引起了战友们七嘴八舌的惊叹:“有意识,有意识!”“坚持住兄弟!”“别害怕,别害怕啊!”
“别跟他说话了!”有人提醒。
从周倜所在的位置到救护车,要走六七百米。这段路格外漫长,抬担架的战士换了两拨。在场的所有10个人都在护送他。他是所有失联者中第一个获救的。直到次日,北京卫戍区防化团又救出了一名50多岁的中年人。这是仅有的令人精神一振的消息了。
目送
“遗体辨认对我来说是打击最大的。”开发支队防火处监督科副科长张建辉说。
他的职责之一,就是随时出发,把战友接回来,或者认出来。他害怕接到殡仪馆的电话。
电话使他的心情格外沉重。拉开冷柜那一刻,他不太敢看,害怕真的是战友。“战友这份感情有时候比亲兄弟还要亲。见到之前,总是抱有幻想和希望”。
而一旦认出战友,感觉“幻想的肥皂泡”破灭了。
辨认消防员遗体的任务是由其战友完成的。一些服役时间较长的战士被抽调做这件事。有些家属会提供儿子的身体特征,比如身上的某颗痣。但是为免刺激家属,并不会直接请他们去辨认。
火场中的遇难者往往被烧至毁容,而这一次,有的遗体被现场的水和其他物质所腐蚀,有的出现了浮肿。其中一位被找到时腹部已经胀起。
一位战士,遗体的两个部分分别被找到后,送往了两个不同的殡仪馆,最终依靠DNA比对才对上。
张建辉说,如果面部无法识别,会根据体型、牙齿等来判断。消防战斗服耐火性好,遗体上残留的纤维或标记,也是辨认的依据。当然,最终还要靠DNA鉴定。
先找到的遗体都被送到了距离现场较近的泰达医院,后来有的直接被送到了7个安置点,包括天津市区及周边的殡仪馆。
在泰达医院一楼的创伤急救间里,遗体会先得到一些清整。负责这项工作的基本都是从各个殡仪馆赶来的志愿者。怀着对烈士的尊敬,这些志愿者在现有条件下进行清洗,比如用湿毛巾擦脸等。“让他们安心干净地走。”张建辉说。
除了心理上的安慰,这种清理有其必要性。一些遗体需要“规整”,才能装入太平间的冷柜中。
37岁的开发支队特勤五队指导员江泽国的遗体被运回时,殡仪馆工作人员想要立即拉走。两位情绪激动的战士万分舍不得,拦住了殡葬车。协商的结果是,这两位战士一路护送指导员的遗体到了殡仪馆,亲眼看到他到了一个“好的安置地方”才放心。
烈士火化时,消防队会举行最隆重的仪式,脱帽敬礼。政府工作人员及各界群众也会赶来送行。
告别仪式上,烈士的遗体已经经过“最好的美容师”的化妆。化妆方案由消防支队和家属共同研究决定。
很多家属的要求特别简单。21岁的烈士宁子墨的父母只提了一个愿望:孩子生前喜欢手枪,希望能用纸扎两把逼真的手枪和一些子弹给儿子带走。
开发支队八大街中队指导员李洪喜的母亲说,如果搜救儿子的过程中会有危险,宁可不要搜救。她对部队领导说,儿子说过,如果在家人和弟兄们之间选择,会选择弟兄。
“我们每个战士清醒来之后都会问,第一,火灭了没有?第二,战友都出来了吗?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张建辉说。
因此,事故中负伤的消防员出院后,会千方百计请求要去前线,去寻找自己的战友。伤亡惨重的开发支队,陆续迎来了十几位退役的老兵——他们自发在人手较紧的中队站岗执勤,或是到医院陪床。
张建辉对记者说,从前有人劝他转业,他或许会考虑。但是现在绝不考虑。“战友们牺牲了,我们要上去,我们不能打退堂鼓”。
眼下,睡觉对张建辉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闭上眼,他就会见到那些牺牲的战友,不是死去的模样,而是生前的点滴。他睡觉也不会关灯,“希望有一点光”。
江泽国遇难当天,两人还在支队见过面。他们十几年前在武警学院上学时就认识。8月12日下午,见面时张建辉还拿对方的头发开玩笑,说“脑门儿又亮了”。同期的几位老兵几年前就约好要一起吃饭,江泽国要请客,现在,要请客的人永远失约了。
就像甄宇航的22岁,永不再来。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消防官兵伤亡最为惨重的事件。”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杜兰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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