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提“毛泽东思想”后 王稼祥落选“七大”中委

　　七大代表、当年担任军委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胡耀邦（编在中直、军直代表团）说：“1943年秋，稼祥同志患了严重的胃肠病，因而没有能参加我们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由于当时相当多的代表对他缺乏了解，选举中委时他落选了。”“相当多的代表对他缺乏了解”，这是最简洁、概括和准确的说法。

　　七大代表，时任中央军委编译局局长的曾涌泉，编在华中代表团，和陈毅同在华中代表团的一个组（陈毅是组长）。他回忆说，在讨论正式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时，“陈毅同志在谈到遵义会议时，把稼祥同志比作楚汉之争中的韩信，韩信归汉则汉胜，归楚则楚胜，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就是起了这样的重要作用，他那‘一票’是举足轻重的。以后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毛主席对那些犯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的同志，都是要团结的，还是要把他们选为中央委员，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第一次选举正式中央委员时，王稼祥同志仍然落选了。当时大家对他在遵义会议上起的重要作用，都是知道的。但也有些同志对他并不怎么了解，据说是因稼祥同志对下级态度生硬，民主作风差，而没有选他。”华中代表团这个组的讨论情况，有一定代表性。

　　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七大代表，编在晋冀鲁豫代表团。1997年7月16日，笔者在访问杨尚昆时，关于王稼祥七大中央委员落选一事，他说：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这个人性格比较孤僻，不大接近群众，人家认为他架子很大，实际上他是个书生气派浓的干部。在中央苏区，他和下面干部缺少交流，人家也很尊重他，因为他有这个职务，是毛主席相信的。我认为，这是他最大的一个缺点。”“第二，‘七大’是清算王明路线。按照情况来讲，他应该是王明路线里的一个重要人物。”王稼祥作为一个留苏学生，回国后工作做得不多，但一下子就当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很多干部，包括一些经过长征的老干部，还是认为他是王明路线里的人。这也不错，开始他执行的是王明路线。但实际上，王稼祥进中央苏区后就逐渐了解了毛泽东，特别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所以，他在很多时候是站在毛泽东一边，同时他又有病，这样慢慢地他也不管什么事情了。“由于大家对王稼祥同志缺乏了解，很多人把他和王明摆在一起，没有选上中央委员”。

　　王稼祥是一个学者型的领导干部。他平时同干部、群众的接触少，这同他的性格有关。大家都很尊重他，但缺乏交流。在延安时期，他身兼数要职，工作劳累，身体又有病，有时在主持会议或听取前方各部队、各根据地负责人汇报时，或者因为汇报人讲得罗嗦，抓不住要领，或者因为会议时间已经开得很长，需要留出时间由他做结论，有时流露出不耐烦的样子，打断别人的汇报，往往由此引发一些同志对他有意见。有的代表看了他写给毛主席的信，不满意，认为写得太简单。这些都可能是影响他当选中央委员的原因。

　　毛泽东的重要讲话

　　1945年6月10日，在七大第20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代表做了《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讲话共三个部分：一、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不要以为选的是候补中央委员，就可以马虎一些。这个选举的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因为我们大会所要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名额不少，有34名；他们也参加中央的工作，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有发言权，可以提出意见；当正式中央委员出缺时，要由他们递补。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那么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会更大”。二、对王稼祥中央委员落选，“关于这个问题，我要在这里说几句话”。三、关于东北问题，“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地区的同志当选才好”。整个讲话共4页，第二部分讲得最多，篇幅最长，占了2页半，也最着力。毛泽东向全体代表对王稼祥做了评价，指出王稼祥过去是犯过错误的，但是他是有功劳的，还一件一件地列举了王稼祥的功劳，特别讲到了他在党史上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即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及他为中央起草或主持起草了一些重要文件，并一篇一篇地列举了这些文件的名称。毛泽东说： “上面这些是大家不大知道的，是中央内部的事，我今天在这里必须讲一讲。”他在讲话中，针对代表们提出的对王稼祥意见，有针对性地做了解释。他说：“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而起的。他这次写给我的信，已印发给大家看了，有的同志说写得太简单，但是他的确是考虑很久才下决心写的。” “至于他有些缺点，如对干部关系，这是大家知道的。”毛泽东非常肯定而又恳切地说：“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昨天选举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做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毛泽东的这篇讲话，使代表们加深了对王稼祥的了解。大会进行了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6月11日，七大公布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结果，选出候补中央委员33人，按得票多少先后为序，王稼祥以名列第二当选。杨尚昆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是“毛主席帮助稼祥同志‘竞选’”。

　　由于中央委员落选，当然不能再进入政治局，这在王稼祥的革命生涯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和考验。这时他仍在王家坪住处病休。许多同志包括朱德、彭德怀、李富春、杨尚昆等，先后来看望他，一方面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同时也怕他难过而来安慰他。王稼祥笑着迎接大家，而不谈及此番落选之事。杨尚昆回忆说：“‘七大’选举中委，他落选的那天，我从杨家岭跑到王家坪去看他，他笑了笑，对我说：没有什么，我没有选上还好一点，我的身体不好，选上做不了更多的工作就不好。”王稼祥对正式中央委员落选一事能处之泰然，彰显出把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看得高于一切的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本色。

　　七大后，王稼祥在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关怀下，前往苏联治病。初步康复后，担任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首任驻苏联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首任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对他的后半生所做的贡献应该如何评价，同王稼祥相知有愫的胡耀邦讲了一段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话：“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真是二十年如一日。我不敢颂扬他干一行精一行，但应该说他干一行钻一行；不能说他没有失误之处，但可以说，他的工作是深思熟虑和卓有成效的。他对我们党的国际活动提出过不少独到的意见，有些意见尽管当时没有被接受，但是现在看来，无疑是正确的，是有客观的远大眼光的。”他说：“稼祥同志后半生的成就，并不比前半生逊色，并且为前半生增添了新的光彩。在我们党建党六十周年的纪念会上，中央决定列举的我党建党以来三十八名卓越的领导人物，就有稼祥同志。他是当之无愧的。”

　　王稼祥是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由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为正式中央委员的。回顾毛泽东在七大期间所做的关于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中要求大家重视候补中央委员选举时讲的那些话，真是富有预见性。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王稼祥出席了这次全会。3月5日下午3时，二中全会正式开会，首先由周恩来报告：共到中委53人，因4位中委出缺，依次补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为正式。出缺的4位中央委员是：关向应、陈潭秋、王若飞、秦邦宪（关向应，1946年7月21日因病在延安逝世；陈潭秋，1942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逮捕后，于1943年9月27日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被秘密杀害，因消息隔绝，中共七大仍选举他为中央委员；王若飞、秦邦宪，作为中共代表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1946年4月8日乘飞机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经山西兴县黑茶山时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毛泽东在全会上做了报告。提出了促进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全会讨论和批准了这个报告。在3月10日的全体会议上，王稼祥做了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他说：当中国革命很快就要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主要原因应当归功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发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整风的自我检查，第二部分是对由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补充几点意见。据《杨尚昆日记》（上）记载：“3月10日会议发言者为（王）稼祥、（聂）荣臻、（习）仲勋、云泽（乌兰夫）。”“稼祥对自己错误，亦有好的表示，把自己比如‘木炭汽车’。”

　　二中全会期间，中央内定王稼祥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驻苏大使。1949年6月，他作为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随团赴莫斯科同苏共商谈有关筹建新中国的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王稼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10月20日，王稼祥率参赞曾涌泉等一行离京赴任。王稼祥除携有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外交部长周恩来签名盖章的国字第壹号国书外，还携有毛泽东1949年10月20日给斯大林的信。信的全文如下：“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的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请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给他以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和较好的成就。我在这里预先向你表示谢意。致以同志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