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还没想好呢。”
爹爹说：“现在整个抗日战争胜利了，国家需要建设，部队好多同志需要转下来。”
我说：“没意见，到哪都可以。正好银行招生，我到银行去吧。”
后来我考上了，去了石家庄人民银行（后被调到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做院长）。朱琦想去铁路。总司令说，那好，你去铁路吧，到铁路不能当官，从工人学起，就给他定调了。
不久，铁道部需要人，朱琦去了石家庄铁路局当工人。因为爹爹说要从头学，已经是团级干部的朱琦于是先当练习生，学习技术，后来又当火车司炉。朱琦腿有残疾，三年后他由司炉当副司机，又由副司机转为司机，学会了开火车。后来，朱琦调往天津铁路局，虽然担负了一定的领导工作，但他还是常常作为司机驾驶机车。有一天，他回家说，“我见到爹爹了。”我很奇怪，问：“在哪里？”朱琦说：“在我开的火车上。”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区。每逢夏季，中央高层领导人常到那里工作和避暑。在北京与北戴河的往返中，火车常常会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铁路局换车头，而乘车的领导人有时也会在天津下车停留。一次，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到天津，他还未离开机车，就接到通知：“朱琦同志，首长请你立即到车厢里去一趟。”因为乘车首长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这位首长是何人，来不及收拾，就匆匆赶到会客室。因为那时开的是蒸汽机车，烧的是煤，朱琦手上、脸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发套都被他坐黑了。这时会客室的门开了，爹爹走了进来。朱琦这才知道，他今天拉的首长原来是爹爹。爹爹看见全身黑糊糊的朱琦，心里也明白了。他说：“呵，没想到，今天坐上你开的车了。”
朱琦早逝，朱德十天后才知道
朱琦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很大的牵连。因为爹爹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周总理等不时地保护，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爹爹太放肆。他们整不着爹爹，就拿朱琦撒气，批斗、抄家是家常便饭。
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干校”学习。当年年底，他从山西回来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改造，在那儿当仓库保管员，一直干到1972年，才给重新安排了工作。恢复工作后，由于劳累，也由于“文革”这几年的折磨，朱琦患了心脏病。1974年6月10日，朱琦突然去世，没有留下一句话。孩子们都不在家，他们都当兵去了。怕爹爹经受不住这个噩耗，只对他说“朱琦突然犯病了，在医院抢救”。爹爹很担心，整整一个星期睡不好觉，总是问情况怎么样，还需要什么药，得到的答复也总是“还在抢救”。
6月20日，朱琦去世后的第10天，我们回北京去见爹爹。康妈妈才告诉他：“抢救无效，朱琦走了，追悼会都办好了，孩子们想回来看看。”那天，爹爹显得很虚弱，他看着我，喉结动了几下，好像要说什么，但一时没有说出声。这时，坐在我旁边的康妈妈，轻轻地拍了拍我，示意别再哭了。爹爹说：“你们开始不告诉我，这不对，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么年轻就走了，很可惜。他上过中央党校，受过高等教育，走得这么早，太可惜了。”
爹爹曾说：“假如我不在了，我没有任何财产，房子是国家的，还有这个桌子，全部交给国家，你们要不上。但是我有一部分书是自己买的，还有一部分是国家发的，你们可以看，可以拿去学习。我的会客室有一个主席像，这个你们可以拿走。”事实也是这样，康妈妈病逝以后不到24天，中央管理局就把家具全拿走了。朱琦病故后，当时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对康妈妈说：“你看朱琦病逝了，可是力平一个人在天津，把她调到你们身边，对你们本身也是个照顾，对力平也是个安慰。”当时我也在场，康妈妈没说话，爹爹说：“力平在天津工作这么多年了，有群众基础，工作也不错，调到北京的新单位也不好参加工作，还是在天津好吧。”一句话否定了。（离休之后的1996年，我才调到北京。）秘书抱不平说，总司令太正统了，从来不为孩子说句话。
中南海的一段快乐时光
1949年之后的10年间，算是爹爹一家最幸福的时光。没有战争，家庭稳定。
1950年，我怀孕了。孩子降生之际，正好是抗美援朝的第三次战役结束，于是爹爹给孙子起名“援朝”。10个月后，援朝被送到爷爷那里生活。一年后，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此时，三八线附近已在为停战而谈判，虽然常常是谈谈打打，但和平前景可瞻，因此爹爹为他取名“和平”。和平刚8个月，被送进了中南海。和平小时候和爷爷奶奶参加活动，听见有人喊“世界和平万岁”，就问奶奶他们怎么老喊我“和平万岁”。奶奶说：“你算老几啊，不是喊你，是世界和平万岁。”
爹爹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的兄弟。他参加革命早早离家，养家糊口的担子全落在兄弟们身上，家境困难，无力让后代接受良好教育。爹爹决定尽自己所能，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过完春节，爹爹几个兄弟妹妹的儿子、孙子、孙女们，陆陆续续送到北京。在安顿好这些孩子的食宿穿戴之后，康妈妈又按照爹爹的吩咐，为他们一一联系好入读的学校或幼儿园。如此一来，有十五六个孩子，再加上爹爹和康妈妈老两口，将近20人。全家聚在中南海西小灶饭厅一起吃饭，就得挤满两大桌。
因为爹爹家里人多，所以吃饭时做的菜也多，每份菜的量也大。在西楼小餐厅吃饭的几家的厨师，各有绝活，我家的厨师邓林长于川菜，刘少奇家的郝师傅却长于湘菜。如果谁家做了拿手的菜，就招呼其他人家一起来品尝。同在西楼小灶吃饭的杨尚昆，和爹爹是四川老乡，口味相近。他常常笑呵呵地端着碗，离开自家的餐桌，跑到爹爹家的餐桌来，尝尝这个盘子里的，拈点那个盘子里的，嘴里一面嚼一面不住地说：“嗯，嗯，好吃，好吃，还是你们家的菜好吃。”杨尚昆比爹爹小21 岁，在非工作的场合特别活跃，康妈妈和他开玩笑：“杨主任，你吃饭我可是要记账的！”杨尚昆笑着说：“从井冈山起，我就老吃你们的饭，你要记账，我可是付不起了！”说着，又指了指自己的儿子杨小二说：“以后，就由他帮我付……”
当年，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有三家生活比较困难，就是爹爹家、刘少奇家和陈云家，原因都是家庭成员多，需要接济的亲戚多。中央办公厅曾设法给予补助，但是爹爹从来没有去领过。那个时候，任何一层的领导人，除了死工资，就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了。和党政干部相比，军队干部的薪金更高，元帅的工资和各种津贴加在一起约有700元。爹爹完全可以拿元帅的工资。但他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实际职务为辞，坚决不拿元帅的工资。爹爹和康妈妈把住房附近的空地开垦出来，动手种上蔬菜和杂粮，有空就带领孩子们去劳作。由于精耕细作，菜地总是丰产丰收。有一次竟结出了一个75斤重的特大冬瓜，被送进了中国农业展览馆展览。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