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中国形象进入西方文化之中,并开始日益具体。从天可汗的国度,到大中华帝国,中国的器物、制度、信仰都引发西方公众的好奇和向往,对比同时代的欧洲,中华帝国连绵不绝的历史,精美绝伦的艺术都显得高不可攀,于是,中国形象被不断美化甚至是神化,旅行家,传教士在这种形象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蛋糕1897
但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日益强大,中国却成为停滞、专制的帝国,来自西方世界的商人、水手、外交官们一次次的被这个高傲、封闭的帝国拒之门外,一次次被无情的羞辱,中国成为无礼、野蛮的象征,那个曾经发明了火药、印刷术的国度,陷入一种停滞与衰落之中,但自己却茫然无知,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
德国人拍的1900年的中国
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更使这种形象得以巩固,深化。从此,中国在西方人眼中不再神秘,1840年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过是用枪炮对这种中国形象的一种确认而已,从此,西方对于中国取得了完全的自信。西方成为理性、科学、民主的象征,而中国则继续书写着野蛮,愚昧、专制的形象。与西方世界的理解不同,当时中国上层人士大多对西方没有好感,认为他们不过是挟器物之利,行强盗之实,这也使得中西方之间,对于中国自我形象的认知有着巨大的反差,而这种反差更是导致双方一次次的冲突。
诡计多端的中国人走“后门”,鬼鬼祟祟潜入美国北疆(19世纪末美国出版的讽刺中国的政治漫画)
发生于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是这种形象认知不同的高峰——在1898年前后,多个了解中国的驻华使节被召回,而改派来自非洲的使节,中国形象在西人眼中已经低落到与非洲同等地位,中西沟通和交往之间的误解最终酿成了巨大的惨剧。1900年之后,西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不仅仅是单方的,更内化成国人的自我认知,自此,救亡图存,革新改良,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
西太后
也是在不断的碰撞和交流中,西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开始多元化,多层次化,从洋务派聘请的洋教习,到各大媒体的驻华记者,除了傲慢与偏见之外,也给西人认识中国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而20世纪初,中西交往更加便捷,从使节,到记者,到商人,到军人,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不仅仅再停留在感性和好奇的层面,而是试图更加深入到理性层面,费正清、高罗佩等海外学者的中国研究都成为理性客观认识中国的开始,但1949年后的交流中断,中国又被视为恐怖的红色恶魔,出于政治需要,一些西方记者偶尔能够获准进入中国采访,但这些只言片语并不能替代大规模的交流,红色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而费正清们这些中国通在美国的冷遇也最后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
西方镜头下的1850年中国
西人真正得以深入了解中国则是在国门全开之后,随着交流的日渐加深,不少在华时间久的学人和记者竟能由于处于更加超脱的地位,能够以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得出了许多国人难以自我认知的结论。反而是中国内部自身,由于隔阂日久,未能意识到这种进展,依然将西人投来的注视和观察,研判为一种误读,从而激起强烈的反弹,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则是这种反弹留下的例证,而时下流行的《中国不高兴》则证明这种反弹,历经十多年不仅仅没有消弭,反而又有日渐扩大的趋势。数百年来的东西方对视,就是在这样相互误读中演进,而要达到真正平等深入的了解,则还有更加漫长的道路要走。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