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杨斌,是审批者的角色。“我在那里干了一年,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太操蛋了。”
“一开始,企业来办证明,要跑两趟,准备一打材料。后来我简化,只要两三张纸就搞定了。我很心疼,他们交过来的东西,其实我们都是马上作为废纸的,我觉得很浪费资源。而且我恳请网上受理,他不用跑两趟,跑一趟就行了。按规定是三天内给结果,但我值班的时候,一般就会让他在外面等一下,或者一会儿再过来,我们当天可以出结果。”
但是,如果不是杨斌值班,来办证的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有时候窗口外面排了长长的队伍,有些人急得直哭。这些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的办证人,有时会向杨斌抱怨。
“我对那些抱怨的办证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去投诉吧,我支持你去向领导投诉,你和我反映没用啊!我只能在我职权范围内给你们行方便,但我管不了别人啊。可他们就是一个都不敢去反映,”杨斌很无奈。
离职的时候,她给检察院写了一份调研报告,建议“无行贿记录”可以通过交易中心将涉及的招投标单位,统一交到检察院,批量查询。“对于我们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这是分秒之间的事情。但是你想,对这些办事人,要跑来跑去,这中间要花费多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检察院的工作量也增加啊,这些人分散来跑,处理起来不是更麻烦吗?”
这样一件“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情,就是没办法落实,杨斌只能叹气。
那时候,作为一个墙内的人,她比墙外的人更希望墙倒。
“奇葩”和“软肋”
“我的成长非常不顺利,在体制内真的不是很顺的。我这样的性格,就是不妥协,个性非常地强烈,有自己的想法一定会表达出来,”回想自己在体制内23年,杨斌说。
杨斌出生在湖南湘潭,父母都是国营大厂里的职工。父母一辈子都很怕求人,省吃俭用,只想孩子好好读书,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过杨斌从小读书就很笨。大学又学了一个“特别烂的专业”:重庆大学社会科学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专业。
“你这个专业啊,只能去找江泽民了,”22岁的她南下广州找工作时,人家这么揶揄她。
她还记得当时自己为找工作,在人家工厂门口失声痛哭。
后来在花都区检察院的那段日子,她也经常得罪上司,曾因为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导致日子非常难过。长达一年多,她整夜整夜地失眠。
“我这种性格,掉过很多坑,撞过很多墙,”她自己也知道,但她不想改。
杨斌的丈夫,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典型的广东人,性格温和。他有时看到别人太懦弱,会笑着劝别人:“你要跟我老婆学习,我老婆只要自己认为在理,她就是很强势的。”
“这辈子有服过软么?”记者问杨斌。
“很少。我最大的缺点也就是我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妥协。”
也许唯一的软肋是孩子。
她只有一个儿子,今年15岁。这个身高已经超过一米八的大男孩,性格更像爸爸:温和,有点腼腆。“儿子很善良,善良到我有些担心,当他有一天真正要独自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他的善良会不会成为最大的缺陷和弱点,”她是真的担心。
从小到大,每年寒暑假,家里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小客人,多是些苦命的孩子,来自有缺陷的家庭——不是因为贫穷,就是因为父母被告或被害。那时候,儿子曾睁着天真的眼睛问她:“妈妈,那个小朋友为什么看上去不快乐?我们要做点什么让他快乐一些呢?”
2013年“小升初”,儿子所在的越秀区,是广州市教育资源最好的区之一。儿子考得也很不错,平均每门功课近96分。但最后还是被电脑派位到最不想去的中学。教育系统的朋友告诉她:电脑派位,猫腻多着呢,你不送礼不找门路,活该。
“孩子读书的事比天大,”一贯不求人的杨斌,也不得不低头。一番周折之后,人家告诉她:别人至少半年前就开始运作了,你这个和时代和潮流脱节的妈,现在才来,肥猪肉早就被人分完了。
为了让儿子上学近一些,她只好把自家的房子租出去,到儿子学校附近租房住。花钱买了重点中学学位的家长嘲笑她:“反正都要花钱,你这租房子折腾的,还不是一样花钱,逃不掉的。”
倔强的杨斌曾拉着老公,跑到教育局投诉电脑派位不公。如所有人事先预料的一样:如石沉大海。
“我彻底投降,”她在微博上把整个事件从头到尾诉说了一遍。她说:“我不可能耗尽自己的时间、精力、心血,去陪一个庞大的官僚烂摊子玩。它要烂就烂吧,我还得过我的生活。”
那大概就是最近一次“妥协”,至今已两年多。
“你真的无所畏惧么?”
对这个问题,杨斌想了一会儿。然后她说:“我想我真的无所恐惧。第一,我相信自己做的事是正确的。第二,目前为止,我相信自己是干净的。”
“像我这种性格的人,总要比别人多碰很多壁,多吃很多亏。但命运也会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给你最想不到的奖赏。”
“命运给你最大的奖赏是什么?”
“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说自己想说的话。这一条,很多有钱、有权的人也做不到。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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