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下午,杨斌穿了一件米色上衣,黑色裤子,手挎红色包包,来到广州市越秀区法院。她接到通知,状告广州律协的案子已同意立案。
走进法院大门,负责安检的保安笑着问她:“斌姐,又来啦。”
“是啊,”已经走过安检门的杨斌,回过头来又问他们:“你们支持我不?”
“当然滋瓷啊!”操着粤语口音的保安立刻回应。
交费50元后,杨斌领到了“受理案件通知书”。这意味着:针对广州市律协的战斗正式拉开序幕。
“我好想跟这个案子的法官说,希望他能做一个伟大的判决,从此废除这样不合理的规定。因为公民没有自证的义务。”
“这不是什么伟大的判决。这就是常识,”一位朋友摇头。
“在这个常识颠倒的社会,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判决,”杨斌说。
设防和死磕
她是一个不设防的人。她家那个小小的院子,数不清的媒体人、法律界人士、案件当事人都去过。院子只有一点点大,晾着衣服,放了不少杂物。
“很多人劝我,做律师要防备当事人。一旦你不能如他们的愿,有时候会很麻烦。但我觉得没什么。”
7月30日上午,杨斌刚刚起床,穿着睡裙的她抱歉地对记者说:我们在小院子里谈吧,屋里有些乱。我们在外面点个蚊香。
七月的广州是33度的高温。太阳直射之下,小小的院子里难免有点闷。她想了想,笑着说:那还是到屋里来吧,外面太热了。
这个53平米的小房子,与很多普通广州市民的家一样,简朴,略杂乱。杨斌告诉凤凰网,尽管还没拿到实习律师资格,她还是可以接一些案子来做,只是不能做“出头面”的工作。收入还是有,只是会少很多。
“因为声名在外,现在找我的案子,要不就是把我当包青天,要不就是把我当活雷锋,”她苦笑。
早在3月杨斌辞职的时候,媒体就大范围报道过她“办证难”的问题。后来,总理李克强公开批评“要证明你妈是你妈”的“中国式办证”。
“可是有什么用?在基层,一切如旧,没有任何改变和推动,就是这么回事。”
杨斌建议律协向广州市公安局发一份公函,每年申请实习律师的,统一交姓名、身份证号码,由市公安局批量查询。
“这种公对公的方式,百分百ok,广州市公安局不可能拒绝你。对他们来说,这是本职工作;对你来说,也是工作亮点。为什么不这样去做?”
杨斌跟广州律协也私下交流过。“他们说他们也是一肚子苦水,你去告也好,”她说,特别能理解那些“死磕律师”:“虽然有一些死磕律师的具体做法我不认同,但很多事情你不去死磕的话,这个社会就没有任何的改进和推动,中国永远都在这一团乱麻里面,每一个人都理不清,每一个人都深陷其中,每一个人都充满无尽的抱怨,但每一个人都没有实际的行动。所以我就觉得像我这一场官司能不能至少解开某一个神秘的连环套。”
所以,还没当上律师,杨斌就已经开始死磕了。
“还没当上律师就得罪律协,以后在广州还混不混?”
“你想明白没有,对自己有什么好处?中国这么多问题,你杨斌能改变吗?要改,也不要拿自己开刀啊!还没做律师就得罪律协,以后在广州还混不混?你这么好的开局,朋友信任你,当事人信任你,案源不愁,赶紧拿到证才是最大的正事!要善于妥协,妥协是智慧啊!你已经这么有名了,你已经足够有名了,你再出名有什么意义?闷声低调赚钱,赚了钱再谈理想!”
“低调”这词,杨斌听得耳朵都起茧了。老有好心人劝她“尽可能低调地婉拒和逃离媒体的关注”。
“可能我性格还是比较烈性的那种人,我看到很不舒服,真的,”杨斌不想领这些情。“他貌似很关心你,但只会让人泄气。”
懒得解释的杨斌,干脆把微信签名档改成“不折腾会死”。
“真正懂我的朋友,了解我性格的朋友,他只需要问我:你想好了没有?如果你想好了,你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情,我支持你。”
在讨论她辞职的家庭会议上,杨斌的二哥说:“杨斌这种人,其实社会很需要。只是不幸她出在我们家了。”
“墙里的人有时候比墙外的人更希望墙倒”
提起诉讼前一天,一位律师给律协打了电话,说你们把杨斌这个事办了吧,她都要告了,这样“大家都不好看啊”。
“然后那边的答复大概意思就是说,他们也没有办法,我们都很烦这个规定,起诉也好,废掉这些我们也认为不合理但无能为力的规定,”这位律师说。
“墙里的人有时候比墙外的人更希望墙倒。”这一天,杨斌在朋友圈内写下这句话。
她深有体会。从市检察院辞职前,她最后一个岗位就是负责开具“无行贿犯罪档案证明”。按照规定,进行招投标的企业,都要出示这样一份证明。他们跑到市检察院,就会遇到杨斌帮他们办证。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