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生前曾有等香港回归了，到香港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的愿望，但在1997年2月19日香港回归在望时，邓小平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终生的遗憾。然而，与到香港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相比，台湾更是邓小平魂牵梦绕的地方，一国两制即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设，以此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却未能在生前解决台湾问题，留下“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的遗憾。本文选自《党史博览》2004年8月，作者杨明伟。
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
1989年5月16日中午，邓小平设宴款待前来中国访问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席间，两人有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戈尔巴乔夫：“现在我要完成我国领导人的一项委托，即邀请你去苏联访问。”
邓小平：“我出国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如果3年前解决了柬埔寨问题，那我真的要到苏联去。可能去远东，也可能是莫斯科。现在已经过了3年了，我这个年龄不允许了。我感谢你的盛情邀请。”
戈尔巴乔夫：“但我们仍然向你发出邀请。一旦你得出结论可以访苏，我们将随时欢迎你去。”
邓小平：“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看来恐怕做不成了，就是台湾问题。调整了与日本的关系，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归回香港，还未到期，但也确定了。这是对外关系问题。对内的参与，确定了基本路线，四个现代化这件事。一个政策，就是改革开放政策。四个坚持。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终身制度。这个没能实现。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题。”
领袖晚年，都会留下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人生遗憾，邓小平也不例外。台湾问题和祖国统一大业，毫无疑问就是邓小平晚年留下的最大遗憾。在85岁高龄的时候，邓小平已经预见自己很难看到台湾回归祖国的日期了。在这次谈话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晚年遗憾。
“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
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国民党当局逃往祖国宝岛台湾，再加上一些历史的原因，使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台湾，被人为地与祖国大陆分割开来。
由“一个国家，不同制度”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对里根说：“如果美国按照杜勒斯的政策对待台湾，不知哪一天，台湾又成为爆炸性问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也逐渐成型。这一科学构想的核心，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由邓小平在其晚年首先表述出来的。这一提法，也是逐渐完善的。
1983年6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民主柬埔寨领导人时，就中国统一的问题阐述了“一个中国，不同制度”的设想，他说：“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有不同的社会制度，这是史无前例的。实际上，真正统一了，台湾一个制度，香港一个制度，大陆一个制度。大陆是社会主义制度。”
5天以后，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进一步阐明了实现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强调：“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他指出：“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
邓小平表达了台湾可以高度自治的意思。他说：“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的地方政府以至自治区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邓小平提出并阐发了“一个国家，不同制度”的设想后，他的思想也是在不断深化和发展的。
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来自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谈话中，邓小平展示了一位卓越政治家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战略思想。他说：
“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与台湾还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
邓小平接着提请来访的客人：“各位是研究国际问题的，请好好了解和研究一下我们对台湾、香港提出的解决方式。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对外使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提法。由“一个中国，不同制度”，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提法上更加准确和科学。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想也在概念上更加规范化。
1984年4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里根时，一方面直接地对这位美国头号领导者表明了中国“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另一方面也批评了美国领导人的战略误区。他说：“和平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首要问题。世界局势不稳定，但争取和平的前景良好。有资格发动世界战争的还是美苏两家。美国应从4个航空母舰的政策中走出来，否则将同世界上十几亿人口结成疙瘩。中美关系前一段吵了一架，近来是好的。但说中美关系已进入了‘成熟阶段’，这种判断不准确。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还是台湾问题。希望里根总统和美国政府认真考虑中国人民的感情，不要做使蒋经国翘尾巴的事情。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准备在不放弃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允许一个国家有两种制度。海峡两岸可以从逐步增加接触到谈判和平统一。如果美国按照杜勒斯的政策对待台湾，不知哪一天，台湾又成为爆炸性问题。”
1984年5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使用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提法，报告在讲到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时是这样说的：“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鉴于历史的经验和台湾的现实，我们提出了祖国统一之后可以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我们的各项建议和设想，都是诚心诚意的，通情达理的。对于台湾当局任何有利于海峡两岸同胞接触来往、增进了解和有利于祖国统一的言行，我们都将表示赞赏。”“我们认为，只要在和平统一问题上国共两党具有共同语言，一切事情都好商量；台湾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任何犹豫、拖延，都是违背民心民意的，希望台湾当局郑重考虑。”
从此，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香港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构想，经过邓小平高度概括以后，又经过全国人大会议的通过，“一国两制”的提法具有了法律效力。
为解决这一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设想，其中就包括“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等设想。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没有能够进行第三次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成为泡影。尤其到了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长期存在。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从解决台湾问题的实际出发所作出的一些设想和探索，所提出的若干带原则性的意见，为后来“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作了思想先导。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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