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岁月
从此，郭伯雄开始长达52年的戎马生涯。
驻扎在青海省西宁市的陆军第19军55师164团，是郭伯雄军旅生涯的第一站。入伍第二年年初，郭伯雄入了党，之后任副班长、班长、排长。1965年，郭伯雄由排长直接上调至164团司令部，担任政治处宣传股干事。
1966年夏，中央军委实施“西北设防”战略，164团整团调防至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曾负责修筑工事坑道。当时，郭伯雄担任作战股参谋。他事后曾回忆道：“我们跟平时训练一样，早上八点开工打坑道，打到晚上的六七点……我们打的山洞的坑道，像火车洞（隧道）那么大。很辛苦，比训练要辛苦得多。”作训股主要负责坑道设计、制作图纸，作为干部的郭伯雄，“不一定亲自动手打坑道，但要到现场指挥施工”。
1964年入伍的何华（化名）是郭伯雄当年的战友，俩人“在一个锅里吃饭”好几年。郭伯雄给何华留下的印象是大个子，身体结实，皮肤黑，“人聪明，爱钻研打仗”。在他的印象中，郭伯雄为人沉稳，但性格并不内向，大家经常一起聊天。
崛起47军
1969年年底，第55师从基地撤出，驻地甘肃酒泉。164团的驻地则在临近的高台。1971年，郭伯雄由团部作训股股长调至第19军司令部作训处参谋。之后十年，郭伯雄在第19军军部作训处逐步升至处长。
进入1980年代后，郭伯雄在军中获得快速擢升，1981—1983年，他进入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期间职务分别担任19军55师参谋长和兰州军区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从学校毕业获得大专学历后，1983年，41岁的郭伯雄升任陆军第19军参谋长，成为一名副军职将领，1985年，再升为正军职的兰州军区副参谋长。1990年7月，郭伯雄出任陆军第47集团军军长（原19军在1985年的大裁军中被撤销，原第55师并入第47军）。
47军属兰州军区管辖，驻地陕西临潼。戎马半生后，郭伯雄回到家乡服役。
原47军团职干部李建国（化名）回忆，郭伯雄担任47军军长后，第一站就来到他所在的步兵第139师第415团。该团号称是兰州军区第一团，前身可以追溯至彭德怀、黄公略领导“平江起义”时所组建的红五军，又称红军团。
李建国说，那是个下午，郭伯雄对全团200多名干部讲话，没有讲稿，一页纸都不拿，整整讲了四个多小时。“一口陕西关中话，水平高，有见地。”他说要把415团的红一连建成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五句话统领的免建团。即“部队要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
郭伯雄提出，部队在任何时候都要把军事训练放在第一位，一心一意抓训练。“他的这些主张，在当时是非常有勇气、有见地的。”李建国谈及当时的“全军大经商”，这样说。
据他介绍，郭伯雄出任军长后，组织这个团所有连队进行军事训练，把部队拉到三千多公里外的戈壁滩拉练、演习。之后不久，《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刊登长篇通讯《兰州军区屡出奇招红军部队连遭失败——一场败仗打醒了某部四级指挥员》。文中披露了47军在一次演习中暴露出的严重问题。该文的作者即为郭伯雄。这一做法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肯定，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对其也是赞赏有加。
这之后郭伯雄的晋升之路一马平川，在47军任军长三年，1993年12月升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跻身大军区领导行列；1997年，升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正式成为镇守西北边陲的一方诸侯，并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共事徐才厚
1999年，郭伯雄再次奉调进京，任总参谋部常务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副书记，并在1999年9月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增补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成为中国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中央军委的成员。当年9月，郭伯雄被授予上将军衔。
与郭伯雄同时奉调入京的，还有原济南军区政委徐才厚，他的新职务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常务副部长，并同时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
1943年6月出生的徐才厚是辽宁瓦房店人。1963年8月，20岁的徐才厚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五年后毕业，正值文革如火如荼，毕业于哈军工的徐才厚被分配至陆军第39军农场劳动锻炼。两年后进入吉林省军区独立师三团二营六连当兵，次年调任沈阳军区守备第三师炮兵团一营二连副指导员。
1972年，徐才厚回到吉林省军区，历任政治部干部处干事、副处长，干部处处长，政治部副主任。1984年，徐才厚升任沈阳军区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后调至陆军第16军，相继任军政治部主任、政委。
和郭伯雄相似，徐才厚也两次进京。1992年，徐才厚比郭伯雄早一年首次进京，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助理兼解放军报社社长，1993年升任总政副主任。1996年，徐才厚被外放至济南军区，出任军区政委，比郭伯雄早一年担任大军区正职。1997年9月，徐才厚和郭伯雄同时当选中共十五届中央委员。
1999年的第二次进京，郭伯雄与徐才厚分别担任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的常务副职，前者负责全军军事建设和军事行动指挥，后者主管全军政工和人事工作。
2002年，郭伯雄跳过总参谋长一职，率先晋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则只升任总政治部部长。一直到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徐才厚同样晋升至中央军委副主席。此时的郭伯雄作为中央军委排名第一的副主席，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他到多地部队、军事院校视察，对军事训练、军队人才培养、全军纪检工作等发表意见；徐才厚则频繁出现在各种军队文艺演出及先进事迹报告现场，强调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两人走到了中国军人的最高职位，在军方的外事活动中也频频亮相，其影响扩展到国际社会。
郭与徐两人年龄相差仅一岁，出身履历极为相似：均属农家子弟，战士出身，几十年军旅人生，一路上千军万马，又都曾在两个大军区任职，旧部众多，在军队树大根深，影响广泛。尤其郭、徐二人1999年进京共事，在任职总参、总政和中央军委的十多年里，透过他们频密繁多的军事工作和公务活动表面，旁观其身后军队人事晋职，诸多接受采访的军队在职或退役高级干部认为，郭伯雄和徐才厚应对这些年军队腐败丛生，严重蔓延负主要责任。
总装某部原副政委兼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于本城少将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军队腐败问题表现最严重、部队反映最强烈的是用人问题，用了不该用的人，一些优秀人才如果不活动，也无法到重要岗位发挥作用。当时的干部提拔也有严格程序，比如依据各项指标由部属进行打分，但考核结果只供有决策权的少数领导参考。在一些不按规定办事的单位，考核结果到了领导那儿会被推翻。“这样的现象占了一定比例”。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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