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时郭伯雄婉拒“空投”温家宝至灾区(图)

　　【访谈】

　　记录不是重温悲伤和英勇

　　我一度没有信心去完成把自己想象成一架摄像机

　　读+：大家恐怕都对你有一个共同的疑问关于汶川大地震已经有这么多的新闻报道了，你还要写什么呢？

　　张良：这场地震发生后几天的事情，虽然有了媒体的高强度报道，但基于当时的混乱和时间限制，有很多方面其实是没有充分展现的。我们对这场地震的认识并不全面，有更重要的东西没有记录下来。

　　在书中，灾难本身只是记录的一部分，更多的篇幅在记录人们是如何面对灾难的，这包括震后孤城状态下映秀居民的生活、指挥调度和废墟下的拯救等。

　　读+：你怎么看待一本书在记录灾难、记录历史方面的价值？

　　张良：钱钢老师的《唐山大地震》，是我重点参考的书目之一。在地震过去30多年后，这本书仍然是我们认识那场地震的最好文本，这也显示了一本扎实的记录能带来长久的价值。

　　记录是为了不被遗忘，这并不是要不断重温悲伤和英勇，而是因为地震其实从未远去，它会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时候随时降临。

　　读+：5年前，你进入映秀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张良：那个时候，居民的生活远没有恢复正常，大家住在板房里，在集体状态下生活，私人空间还没有完全重建。在这种状态下，对于我这个看似记者的外来者，大多数人是热情而兴奋的。所以，我到映秀的第一印象，不像是到达一个震中重灾区。地震后3个多月，映秀已经不是地震当时的样子。我能感觉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所以将映秀最终定为这本书所要记录的唯一区域。

　　我一度没有信心去完成

　　读+：在你的书中出现了200多人，你是怎么联系到那么多的地震亲历者的？面对那么多的信息，你如何选择？

　　张良：最初的线索来自公开资料，我在一张大表中填充进去所有与映秀有关的名字，并按照身份背景进行分类。这就像拼图，最开始的几步是最难的。随着采访的展开，越来越多的采访对象加进来，他们渐渐串成了一张网。

　　书里最终出现的200多人，只是这张表中的一部分，已经采集到的故事大大超过最后呈现在书里的内容。我会特别关注独特性故事，这不是指细节上的差异，而是指某个故事是否能拓展我们对地震、对人性的认识。

　　读+：在这200多人中，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人有哪些？

　　张良：杨云芳、连蓉、都文欣这母女三代人，这是书中最让我感到痛心的。在她们身上没有任何激昂的、强烈冲突的、戏剧性的东西，但那种生死之间的处境和抉择，更接近大多数震后处于困境的人。

　　医生董成云和龙治代表着另外一种人，他们完全凭着自己的良心指引做出一些举动，好像一面镜子，能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人性善的一面是如何在灾难中具体运行的。

　　李大军、石凯、周庆阳，他们堪称救援者代表，身处一个体系内，如何在体系的要求和个人内心之间达成平衡，他们堪称典范。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不会只是一个“单位人”的程式化的动作，而是能看到鲜活的内心世界，作为人的本能的反应。

　　还有一些不知道名字的人，如剪掉长发救同学的20位中学女生、参与龙治救援队的几十位过路游客、夜晚在“死亡之路”上来回奔跑运药的铁军士兵。

　　读+：5年的创作周期，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在这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张良：中间有过放弃的念头，主要是觉得工作量太大，没有信心完成。这个工作量不仅指遍布全国的采访，还包括海量资料的分析处理。当时我还在管理一家公司，时间极度缺乏。

　　因为当时已经不在媒体，和一些救援机构联系时并不顺利。比如，首次联系九江消防时，他们很难理解有人会私人自费来做这件事情，也无法判断我这样做的意图，所以拒绝接受我的采访。在第二年我才找到机会让他们接受我。

　　把自己想象成一架摄像机

　　读+：你是特意选在汶川地震五周年推出这本书的吗？

　　张良：按照我原先的想法，这本书本来会在更晚的时候出现。我原计划的采访时间在5年以上，加上写作、出版等环节，它的出版应该在更遥远的未来。离地震的发生远一点，也许更能让人静下心来读。

　　钱钢老师的《唐山大地震》是在地震后10年才出版，几本世界级的纪实经典，如《最长的一天》、《巨塔杀机》、《冷血》等，作者也是花费多年才成书。

　　不过，这种灾难记录的采写工作是我此前没有经历过的，我低估了它的影响力。在采访3年多后，已经感觉身心俱疲，所以就提前结束了。

　　读+：收集了那么多令人撕心裂肺的故事，有没有对你的心理造成影响？

　　张良：我在采访开始前，就做了一些准备工作，防止自己陷入某种情绪之中，这包括阅读一些心理方面的文章。整个采写过程中也一直提醒自己，我只是一个记录者，也可以说是旁观者。

　　我是以一个历史研究者的心态来做这一切。我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一架在映秀上空的摄像机，只是静静地停在那里拍摄下面发生的一切。同时，刻意在采访和写作中隐藏自己的感情，尽量让自己不受听到的故事的影响。我想自己基本做到了。

　　读+：这些故事不仅仅讲述人和事，也在记录人性。人类在大灾难中的遭遇，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采写完这本书，你对人性有什么新的认识吗？

　　张良：对个人来说，没有绝对的善与恶。大多数时候，要看人是在什么处境下做出什么选择。有很多次，在听到某个人讲述完故事后，我会想，如果我是他，在当时会怎么做？我会试着以常识和逻辑去理解每一个人的行为。

　　至于媒体在震后经常报道的“大灾之后有大爱”，我相信那些展现的故事是真实的，但不能简单化解读。在这本书的采访过程中也感受到，无论是受灾者还是救援者，一个人的行为其实是带着更多的“自我动机”。我尊敬那些忘我的大爱之举，但也相信持久的爱需要更持久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