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远平:父亲习仲勋一生从不犯“左”的错误(图)

　　我父亲在晋绥和陕甘宁边区深入基层干部和群众中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敏锐地发现了晋绥土改和陕甘地区一些老解放区土改运动存在“左”的倾向，有些地方的问题还十分严重。尤其是在康生所谓“晋绥土改经验”影响下，有些干部放弃党的领导作用，提出了错误的口号：“群众要咋办就咋办”。在一些地方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动不动就捆、绑、吊、打地主和基层干部，在群众中引起极大恐慌。当时在晋绥参加过土改工作的《解放日报》记者张光同志回忆说：“在这种氛围下，谁也不敢反对这种极‘左’的土改方式，谁反对就会被拉去批斗。当时只有习仲勋同志敢于向中央提出这个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因为这次会议是1947年12月召开的，史称“十二月会议”。我父亲生前曾经回忆，到达杨家沟的当天晚上，他就到毛主席的住处，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陕甘宁及晋绥地区战争、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也如实地反映了土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我父亲如实地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土改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一一列举出来，足足讲了三个多小时。毛主席本来坐在稍远的位置，听着听着，就把椅子挪到我父亲的对面。在作总结讲话时，毛主席说，很久没有听到这么多真实情况了，他当时就对与会的同志们说，把西北交给仲勋同志，我放心！

　　为什么毛主席如此看重我父亲在西北的工作呢？我认为，这是因为我父亲总是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特别注重调查研究，尤其是在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同时，不忘加强党的领导，能够十分妥善地处理两者的辩证关系。十二月会议之后，我父亲就土改纠偏问题多次致电毛主席，引起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数次向全党和全国各解放区转发了我父亲的这些电报。在1948年1月20日这天，毛主席在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土改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理论联系实际，加上实事求是，坚持走群众路线，使我父亲一生从不犯“左”的错误。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但他总是不断深入基层，认真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了解百姓的冷暖疾苦。在“大跃进”运动的狂热中，他仍然保持清醒头脑，对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办大食堂等做法提出异议。

　　1978年4月，我父亲奉中央之命主政广东，在蒙冤十六年之后再次复出，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改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到任没几个月，就走遍了岭南的山山水水。他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堆积如山的历史遗留问题，并在调查“偷渡外逃”过程中，真切感受到造成人民群众生活困苦的真实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是他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率先向党中央提出，让广东省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进而又向中央提出创办经济特区的设想，并得到了小平同志的支持。

　　深圳特区的崛起令世人瞩目，这座城市已经成为南粤大地上一颗耀眼的明珠。许多当年参与创办特区的老同志在回忆当年这段历史时都十分感慨。当年曾任广东省委书记之一的王全国同志见证了我父亲向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汇报创建特区的经过，他十分肯定地说，讲到如何给这个拟议中的出口加工区命名时，小平同志说了，你那个陕甘宁当年不就是特区嘛！之后，小平同志在听取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的汇报时，再次重申了他对特区命名的想法。从此，经济特区，这个响亮的名称从蓝图变成现实。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潮流，践行群众路线作出的庄严选择。

　　我父亲一生淡泊名利，除了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和他的师长、朋友写过一些怀念文章，从来没有为自己写过专门的回忆录，他的传记和纪录片都是由组织安排写作和拍摄的，由此留下许多弥足珍贵的史料。这部《习仲勋与群众路线》，则从一个侧面对我父亲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走群众路线的革命生涯作了很好的专题论述。重温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与心路历程，是照亮我们后人前行的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