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中央党校《习仲勋与群众路线》出版座谈会现场
《习仲勋与群众路线》出版座谈会，7月22日在中央党校隆重举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央党校全体校委委员和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一书采访对象代表、首都各大媒体记者等近100人参加座谈会。习仲勋同志亲属代表习远平出席会议并发言，他转达了母亲齐心对参加本书编辑的同志们和与会来宾的感谢和问候。
习远平发言全文如下：
今天，我代表母亲齐心来参加《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上册）的出版座谈会，转达她对参加本书编辑的同志们和与会来宾的感谢和问候。
中央党校曾经是我母亲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我童年的许多时光也是在中央党校度过的。在“文革”初期和中央党校河南西华“五七”干校，我和母亲一起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父母对党的忠诚与对人民的热爱，深深影响了我。今天来中央党校参加这个座谈会，对我来说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习仲勋与群众路线》这本书的编辑同志们，辛勤走访了许多历史见证者，将他们的回忆记录整理出来，使我父亲革命生涯中那些闪光的足迹更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对我来说也深受教益。
毛主席在延安时期曾为我父亲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在1945年选拔我父亲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时，毛主席曾向党内的同志介绍说：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在我父亲看来，党的利益应该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永远保持一致，他在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时候就说过，共产党人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可以说，他一生是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楷模。
我父亲与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什么会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什么能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强党对军队和政府的领导，坚持走群众路线，各项方针、政策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1935年夏秋之际，陕甘苏区曾经遭遇过一次残酷的错误肃反，我父亲和刘志丹等一大批陕甘边的负责同志和红军干部遭到逮捕关押。是毛泽东、张闻天等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果断制止了错误肃反。我父亲被释放后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一段时间，被分配到关中工作，1936年5月又随军西征。原先担任陕甘边苏维埃主席的父亲被分配去担任县委书记，但我父亲能上能下，从不计较职务的高低，带头服从中央的分配，无论在关中还是在陇东工作，都能很快打开局面。
1936年秋天，中央把我父亲从陇东紧急召到瓦窑堡，让他列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后，张闻天接见了我父亲，宣布任命他为关中特委书记，要求他尽快恢复关中根据地。就在我父亲离开不到半年的时间，关中根据地丧失殆尽，这意味着陕甘根据地南大门失守，陕北根据地面临十分危险的局面。我父亲回到关中，迅速建立健全党的组织，紧密依靠关中地区的人民群众展开军事斗争，仅用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恢复了关中根据地。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同志在1937年初到关中根据地视察时，对关中特委的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称赞说：“在我经过的陕甘苏区，关中是最好的一块苏区”，“关中的党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有许多群众真正爱戴的领袖，如习仲勋同志、张邦英同志等”。
这之后不久，国共迎来第二次合作。陕甘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成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这三个师在关中誓师出征时，我父亲时任关中特委书记，他率领关中特委和分区干部，为八路军三支主力部队提供后勤支援，还选调500多位优秀干部战士加入贺龙伯伯的120师。解放战争中，我父亲与当年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伯伯和120师师长贺龙伯伯先后搭档，提起抗战初期这段往事，他们都记忆犹新。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提起这段历史往事，我们更加怀念这些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老一辈革命家。
加强党的领导，坚持走群众路线，是我父亲一生奉行的工作准则，无论职务如何变化，始终坚持如一。当年由我父亲从绥德带到延安去见毛主席的美国友人李敦白，一路上目睹了我父亲与沿途百姓的密切关系，惊叹不已，时隔半个世纪之后还在文章中忆及此事。
1947 年7月，中共中央在清涧县小河村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习仲勋、陆定一、杨尚昆、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贺龙、张经武、陈赓，以及胡乔木、王铮等。会议主要讨论了战争形势、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部署和各个战场的作战配合等问题，并由任弼时同志作了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我父亲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也在小河会议上作了发言。小河会议后，中央又任命我父亲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率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东渡黄河，与联防军司令贺龙伯伯共同担负起加强后方的重任。当时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在新老解放区进行土改，巩固后方，支援前方。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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