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整版刊文谈“美式民主”困境:金钱左右政治

　　在美国，以具有可实践性的理念为基础且受到市场这一无形的手自动调节的民主及资本主义价值观，实际上已经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那些给低收入家庭和中产家庭带来不稳定生活、失业乃至让他们苦苦求生的各种投机活动、金融泡沫、次贷和债券。为了避免出现这些问题，政府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不能任由市场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来影响的经济领域中，并对这些经济领域进行干涉。当然，这种干涉仅仅是互补的和有益的。因此，从这点出发，我希望能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如果将美国民众完全地从经济、政治、社会、军事和文化生活中脱离开来，那将会对民主制度带来巨大冲击。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来维护民主制度。

　　但是，美国式民主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吗？有学者已经坚定地认为美国已经不是民主国家；相反，美国政治已经开始变成一个由一小部分掌控权力的阶层控制普通大众的寡头政治。过去这几年，当全世界，包括美国，因为俄罗斯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在精英阶层而习惯于将俄罗斯称为“寡头政治”时，很多人还并不太愿意接受对美国民主的这种说法。

　　所以，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是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说法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这一结果非常令人不安，因为美式民主一直被誉为是西方民主的范本。确实，普林斯顿大学这份包括 1779份政策资料的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经济领域的精英以及代表了经济利益的团体对美国政府的决策有着实质性影响，而普通大众及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团体没有或者仅有很小的影响力。尽管美国很欣赏民主的核心价值观，比如普选、言论和集会自由以及其他广泛的公民权利，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报告却将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政策的制定是由一些有支配力的机构或者富裕阶层控制，那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一些游说活动证实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结论并非无根无据，甚至有些人希望报告里的情况成为现实。事实上，美国的民主和外交政策充满了各种游说团体的活动，这是由其政治制度的特质决定的。在外交政策方面，这种寡头制和游说团体也很令人担忧，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事件，比如海湾战争，就是贪得无厌的游说团体为了能源以及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而带来的结果。

　　长期以来，威廉·富布赖特的《权力的傲慢》一书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我们注意到，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会倾向于将他们的力量理解为是“上帝的恩惠”，因此他们会认为他们和别的国家不一样，他们有着国际任务，以及对其他国家的责任。这就意味着他们会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非常正确的，并且应该被推广到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也会认为他们有责任将其他国家带离“黑暗”。因此，他们会在善恶之间建立一个二分法并用此来支配他们的外交政策。

　　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并不反对民主，因为民主没有寡头政治，没有财阀统治。作为一个西方人，我理解丘吉尔所说的“民主制度是一种糟糕的制度，但迄今为止，这是我们对政府形式所有尝试中发现的最好形式”。然而，因为美国是一个巨大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试验场，并且引发了国际范围内的憎恨或支持，我很坚定地认为，如今美国的寡头政治恰恰是全球范围内战争及其他不稳定因素的原因。

　　丘吉尔曾说，民主制度是一种糟糕的制度，但迄今为止，这是我们对政府形式所有尝试中发现的最好形式。这一论调反映了民主制度在某些方面的失灵。世界上有多种不同的民主形式，从欧元区到拉丁美洲，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到新西兰，或是从横跨亚欧大陆的俄罗斯到非洲和亚洲，都实行着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即便如此，到目前为止，“民主”一词还没有合适且准确的定义。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上世纪美国的民主制度给全球带来了福利提升。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对西欧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这一例子是最好的体现。但我们仍需特别注意，中国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这也得益于自由贸易原则。

　　然而，美国的民主制度并不是适用于其他各国的最佳制度，其他国家简单地照搬照抄是行不通的。首先，万事“切不可以偏概全”。为了避免“照搬照抄”，我们一直在探索一种适合自身的民主方式。其次，美国的民主制度并非完美无缺。其社会收入不公平、社会安全隐患、教育不公平等问题也面临着多方挑战。必须承认，美国企业的大量研究和创新在历史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显示出美国经济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被过分夸大了。美国中央银行即美联储不断调整名义利率，以适应经济的稳定运行。而制定合适的名义利率，控制货币发行量，也被视为美国经济决策中的难点。冷战结束以来，过去7年中美国的危机处理能力令人大跌眼镜。

　　中国走了另一条发展道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自由市场的优化资源配置为前提，国家进行合理的宏观调控，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这一体制下，国家通过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进行宏观调控，将社会基本资源合理配置到铁路交通、医疗和教育等领域。中国的繁荣之路与美国大相径庭。中国的繁荣也不是建立在所谓“帕累托原则”之上，依赖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相反，满足个人需求，促进社会团结，构建和谐社会，以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前提下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以达到共同富裕，是否比纯粹的自由经济制度更优越呢？时间会给出答案。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市场表现并不如我们一直以来所信赖的那样完美无缺。这场危机所产生的社会混乱让我们吸取了一个教训，那就是自由经济也需要政府制定对市场的长远规划和指导。无论是中央计划，国际清算银行资本充足率计算规则，还是二十国集团合作，中央银行的“前瞻性指导”制定货币政策、引导市场利率，都是为了减少市场失灵对社会造成的损失。

　　那么，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否对其他国家有借鉴意义呢？如果中国持续推进有效的经济结构转型，在下一个十年继续保持当前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那么中国发展道路的借鉴意义将会变得清晰明朗。中国倡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这被视为中国帮助实现全球福祉提升的关键信号。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自由化也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全球有效资源分配中去，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外汇储备丰厚，同时以其大量的人力资本支持他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这种能力得到最佳运用，那么不仅仅是美国，世界各国都将从中国发展中获益。中国的经济转型能否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基于全球视角去等待结果和正确评价。我们身处于一个竞争世界，一国表现和其他国家息息相关。在这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国家总是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提供借鉴。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臧舒迈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