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仲辉继续读他的博士，立立继续做她的公司。直到1993年年底，新的《收养法》出台。1994年3月16号，他们的传真机收到民政部发来的6页纸，上面是6名女婴的姓名、基本信息以及邮票大小的照片。
家长们反复用手指触摸着那张模糊到几乎看不清长相的小脸，眼泪噼噼啪啪不断掉在传真纸上。
仲辉和聂立立站在一旁，他们隐隐觉得，这只是开始。
3月27号， Group 1终于获准飞向中国，来到长沙。但就在当天，公证处派下来的工作人员却对仲辉说：“根据新的《收养法》，父母双方都必须是无子女，我看这个团里的大多数家庭都并不是这么回事吧？”
仲辉顿觉遭到当头一击，他攥着拳头，不让自己倒下。七千公里以外，聂立立也正努力让自己彻底冷静下来。她试图将身份转换成“聂律师”，拿过《收养法》、找出一摞关于各个家庭的详细情况，开始寻找两者之间的重合与破口。
仲辉回到酒店，招集6个家庭，鞠躬致歉后说：“一部新生法律，可能就像你们所等待的新生儿一样，很脆弱、不完美，但你们还是爱她。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爱我的国家，并且相信她会好起来。所以，请再给CCAI一点时间。”
只是这话并没有平息这些家庭焦灼的心。
与此同时，丹佛的凌晨3点，立立还坐在书桌前飞快为柏灵一家写着他们的收养理由：
……夫妻双方皆为二婚，在这第二次婚姻中，他们并未曾生育、养育过孩子，所以他们是无子女的。符合新《收养法》要求。
下一个家庭，下一个，再下一个。
立立完成了为6个家庭的“书面辩护”之后，将这些文件传真到司法部，并忐忑地拨通了司法部办公室的电话。
“司法部并没有邀请这些家庭来华。”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平淡。
“但是民政部这么做了呀，我们明白两个部门之间还存在一些尚未达成共识的分歧，但对于6个家庭而言，无论司法部或是民政部，都只有同一个含义，就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次收养，政府部门间难免会有些信息沟通不畅。回想起21年前的事情，仲辉已经不愿意去回忆太多的细节。
其实仲辉夫妇明白，即便这次的收养以失败告终，也没有一个人会加以责怪，只是他们不忍看到这些父母们将得却失的落寞。
第二天，仲辉到了公证处，他想最后再试一次。
又是一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他们眼前一排人中的一个开口了：“去吧。”
“去哪儿？”
“福利院啊。既然你们人都已经在这儿了，能有什么办法？”
Group 1一路流着眼泪走进福利院，而后边笑边捏着孩子们的美国签证从领事馆走出来。
第二天，仲辉接到电话：“你们可以到福利院接孩子了！”
6个家庭来到湘潭， 忐忑不安地走进福利院。 当阿姨将6个营养不良但十分漂亮的女孩子送到每个妈妈的怀中时，他们忍不住流下眼泪。
3个月之后，仲辉带着CCAI的第二团和5名来自昆明某福利院的女婴回到丹佛。1994年，总共有20个中国孩子从此不再是孤儿。
这个消息在美国炸开了锅，媒体蜂拥而至，这些中国小姑娘登上了数家刊物的封面，文章里称她们为“ChinaDolls（中国娃娃）”。
原本两人想，只要成功救下100个孩子就不做了，因为难度实在太大。可谁知到第二年，收养家庭数量一下飙到了140。
聂立立说：“孩子和家庭都太需要我们，我们是停不下来了。”
到1998年，CCAI已经成为了全美最大的对华涉外收养机构。
广州是“收养之行”的最终站，每个家庭必须在这里办妥收养手续
开枝散叶
当“孤儿”、“涉外”和“中美关系”这些关键词一起出现时，仲辉夫妇的一举一动，难免要被拿到显微镜下一一审视。
经过漫长的磨合，这对夫妇和“相关单位”已经达成某种默契，或许他们的底气来自CCAI所有服务从来都属于慈善非营利性质。
一个家庭领养一个弃婴全部费用大概是3万美元，包括申请、材料整理、家庭调查、指纹鉴定、移民审批、中国政府审批、收养前培训、收养后跟踪服务、夫妻二人的往返机票和所有在中国的吃住行花费，以及给福利院的3万人民币的儿童养育费。
这其中的不到四分之一属于机构收入，作为将近两百名员工的薪水以及机构的基本开销。对此，领养家庭都感叹地说这个收费在美国，已经是“unimaginablyreasonable（合理得不可思议）”，他们知道很多涉外领养机构的费用都要在4万甚至5万美元。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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