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4月的一天，仲辉去拜访一位大陆朋友小胡，在小胡公寓的茶几上看到了《人民日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头版头条的10个大字冲进仲辉的眼睛。他马上向小胡借了报纸，带回家中给妻子立立。
聂立立是中国改革开放、恢复律师制度后的第一批持证律师，来美后她一直密切关注国内所有与法律相关的信息，当读到“外国人允许到中国领养孤残儿童”时两人同时脱口而出：赶紧给雷曼夫妇打电话。
“雷曼教授，您那么有爱心，愿不愿意收养一个美丽可爱的中国女孩？”
杰克·雷曼听了大笑：太好了！但很可惜我们太老了。孩子需要的是年富力强的爸爸妈妈，不是六十多岁的爷爷奶奶。但你们应告诉身边的人，一定会有许多乐于领养中国孤儿的家庭。”
于是两人开始悄悄地问身边的同学、邻居和教友。几乎每个人都兴奋地告诉他们：“这太好了！我们太愿意到遥远的中国领养一个孤儿了。”
暗夜中的火种
仲辉决定回国看个究竟。他到访的第一站是长沙儿童福利院。1992年的中国与今天全然不同，不少福利院婴满为患、人手不足、资金极其短缺。在当时的长沙市儿童福利院里，除了一栋还算像样的办公楼，其余都是简陋的砖瓦小平房。
“每间房20平米左右，悬一个闪来闪去的灯泡，顺着阴冷墙壁的四面搭成一大趟无间隔的通铺，上面挤满了裹得严严实实的只剩一双小眼睛的女婴。每个房间怎么也得有三四十个孩子，有的哇哇大哭，但大部分一动不动。房间里看不到阿姨，也没有热水、医药和玩具。当时我瞬间感到毛骨悚然。
仲辉像是被石化了一样站在狭小房间门口，久久看着这一双双或噙满眼泪、或麻木空洞的眼睛。
这个画面成为这对夫妻往后艰难长路上的助力，近似于暗夜中的火种，烧得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我们恰巧刚有了双胞胎，对孩子的爱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极点。所以也没有说抱着多么远大的目标和理想，只是单纯觉得假如有美国家庭愿意给这些孩子一个家、一点希望，我们在其中搭一座桥，能帮一个是一个吧。”立立说道。
第二天，向导带仲辉去了另一所位于湘潭的福利院。同样的狭小房间，同样的木板通铺。在房子的中间，一个个婴儿被放在座便器上，他们的头耷拉在胸前，目光呆滞，细弱的手腕、腰间和脚踝上绑着脏兮兮的粗布条，用以将他们固定在木凳上。
她们通常被绑三个小时左右，光着下半身、无人看顾，直到午餐时间。
在岳阳农村的某家福利院，仲辉则看到一个女工端着托盘，上面放着十来个奶瓶，他顺着木板床走过去，把奶瓶朝一张张小嘴里囫囵塞过去，连停下来检查的工夫都没有。有些奶瓶滚到一边，有些液体流进了她们的耳朵鼻子里。但是不管吃饱与否、吃到与否，15分钟之后，奶瓶都将被收走，并被塞向下一排婴儿。
在汽车开回长沙的途中，仲辉给妻子打了越洋电话，“立立，你真应该来看看”，他哽咽了几秒，接着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自己的孩子，必须自己来救助。”
回到美国后仲辉和立立毅然把自己手中的工作和学业放到了一边。
两人首先找到许多本土收养机构，作为义工提供一些帮助，但很快就觉出不对劲。对于仅揣15美元闯美的他们而言，这些机构的服务收费实在高得让人有些匪夷所思。
仲辉当时心想：“有家庭愿意献爱心，你们为什么还收人家这么多钱？我们要是办机构，一定得是全美国，不，全世界收费标准最低的！”
于是试探性地去向相关部门打听。“好主意呀！我认为你们可以申请。”民政署的凯伊默主管鼓励他们。
几个月后，仲辉和立立拿到了美国联邦税务总署颁发的非赢利慈善机构证书。在20平方米的地下室里，他们从教会借来一张旧桌子，从杂货店买来一台打字机和一个档案柜。
CCAI，成了。
2013 年，美国科罗拉多，CCAI 组织被领养的中国孩子聚会玩耍
燎原
艾丽·柏灵在星期天的下午，循例翻开教会简报阅读，其中一条短讯吸引了她的视线：如果你的年纪在35至50岁，如果你的家里和心里都有更多的空间，如果你想收养一个被遗弃的中国女孩，请联系我们。
她拨过去，语音留了言。过了一会儿，接到一个年轻人的来电。
在听仲辉介绍完收养的大致情况后，柏灵夫妇成为CCAI第一个申请的收养家庭。那是1993年1月18号。
接下来他们又陆续接到了一些咨询电话，到3月份，由6个家庭组成的Group1（第一批）即将成型。带着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聂立立打通了湖南省民政厅的电话。但传送过来的消息却并不如预期。
他们被告知，因为《收养法》尚未完善，整个大陆的涉外收养都会关闭。她问这种关闭将会持续多久，得到的回答是：并不确定，可能是6个月，也可能是几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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