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他们习惯了被忽视，虽然绝大多数都不至于过分反叛，却都称不上阳光。很难想象这一个个家庭要耗费多少时间、精力和真心，才能够帮助他们长成快乐而灿烂的模样。
“福利院现在98%都是残疾孩子，而且年龄普遍偏大，在国内是基本没有被收养的可能的。他们怎么办？每个孩子都应该属于家庭、充满爱的家庭，你不能说因为他生来有缺陷，就不配拥有这个天赐的权利。”聂立立说。
似乎总有紧迫感从这些收养家庭的内心深处溢出来，其中还夹杂着某种悲天悯人，他们总是不自觉地认为：我不救，这个孩子该怎么办？他要是死了怎么办？他就算没死、却悲惨地走完一生，又怎么办？
这种感觉同样缠住了仲辉与聂立立，从1992年9月建起CCAI至今，他们从没有奢望过当年被撒在荆棘丛中的芥菜子，竟然也逐渐地长成了参天巨树。
托马斯一家在广州动物园
美国的味道
3个月前，我在北京见到了这对创始人。两人讲着纯正的美式英语，说普通话时却带着没法磨平的东北腔；大脑里交错往来着美式思维，内心接收到的却又是大陆频道。碰撞感实在是强烈。对于这两个身份之间的张力、对于定居美国，甚至对于离开家乡，都是两人在30年前无法想象的。
在仲辉的印象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辽宁抚顺煤皮铺地，在街上看到马粪也不稀奇，汽车一跑一溜烟。这是他的家乡，也是他大学毕业后毕业分配的城市。
大学4年，他给大量涌入大连的美国游客当向导，领一天15美分的酬劳。1982年，在穿梭的旅行团中，仲辉认识了他的第一个资助人，她给仲辉发来了哥伦比亚大学神学院的申请。
到美国去学习宗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件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公安局的官员无数次叫他过去询问：这个美国资助人到底是谁？她的政治身份是什么？她的这笔钱究竟从何而来？
好事多磨。直到1986秋天，事情才迎来转机。仲辉终于成为了1949年以来，大陆第一个被官方批准前往美国进修神学的留学生。
与聂立立订婚、借钱买机票，仲辉带着仅有的15美元来到首都国际机场，由此这个年轻人第一次窥见了西方世界的某种。只是在与那个洁白的陶瓷马桶面面相觑时，他完全乱了阵脚，从前他对“厕所”二字的概念，从来都仅限于“挖在地上的一个洞”。左思右想，他终于颤颤巍巍地站上了高高的坐垫……
16小时后，仲辉在旧金山转机。美国航班上的空姐微笑着问他：“先生，想喝点什么呢？啤酒、红酒、威士忌、可乐、健怡可乐还是雪碧？”
如此稀奇的选项让他愣住了，几秒后当空姐重复了一遍问题，他才结结巴巴地说：“可乐吧。”
打开易拉罐，听着二氧化碳溢出的嗞嗞声，他尝到了“美国”的味道。
美国家长们在出发领养前必须到CCAI 总部接受培训
立足
在神学院，“全院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大陆学生”从早到晚被挫败感所包围，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美式英语像是一种他闻所未闻的新语言。相比之下，基本不懂英语的聂立立处境更加糟糕。
他们住在简陋的拖车里，为了维持生活，仲辉利用一切课外时间在学校餐厅洗碗打杂，时薪3美元。而过去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的立立，则因为语言不通和无法合法打工的陪读身份，只能打一些最为辛苦的黑工。白天，她挨家挨户为美国人打扫房子，挽起袖子、双膝跪地使劲刷着一个个马桶；晚上，则摇身一变成了保姆，喂奶、换尿片。他们一星期只买一只鸡，每顿吃一小点；接受邻居送来的旧衣服，洗干净、消消毒，还能穿好长一段时间……
他们有了一对龙凤胎，生活的艰难自不必说，但好歹，在深不见底的“美国梦”炮灰之中，两人省吃俭用，慢慢有了点储蓄，总算是立下脚了。
1988年，聂立立从国际语言学院毕业；第二年拿到助理律师证书；1991年从科州基督大学取得人事管理学士学位；1992考入凤凰大学，两年后以优异成绩获得商管硕士学位（MBA）；1992年初，她和商学院的两位同学一起注册了一个电脑程序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将当时美国的编程技术引进中国东北、西南和东南的一些高等院校。
在这4年间，仲辉也即将念完他的宗教哲学博士课程。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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