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拍板“严打”
社会治安的恶化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980年1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听取上海负责公检法的同志汇报完上海治安问题后，提出：“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批准：1980年内，对现行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此一决定，成为死刑复核权下放的开端。
1983年2月8日，邓小平在无锡视察工作时，接见了在无锡疗养的中顾委委员江渭清及省、市负责人。江渭清向邓小平汇报说：“现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但社会治安情况很不好。？？这样下去不得了！这件事情，只有你老人家下决心才行。”江渭清建议道：“调查研究，半年准备，打几个战役，一个战役打几仗，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杀头，还有怕吊销户口发配边疆。”
邓小平开始重视治安问题，而促使他下决心进行严打的，是几个月后，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今牙克石市），发生的震动全国的“六一六”案件。1983年6月16日，在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8名十几岁的社会闲散人员酒后滋事，残忍杀害了27人，其中包括一名75岁的老人和一名2岁的幼童，并强奸、轮奸多名女青年。犯罪分子还同时犯有抢劫罪、爆炸罪。一时间，当地及周边地区谣言四起，人们到牙克石出差办事心存恐惧，不敢走出火车站的站台。由于多数罪犯不够判处死刑的法定年龄，虽然被害者的亲人和当地群众集体上书，要求将罪犯全部处以死刑，最终只有其中两人被判死刑。这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特大凶杀案震惊了中央领导。还有一种说法是唐山的“菜刀队”凶残嚣张，甚至拦截了邓小平去北戴河的车队，才使邓下决心严打。
刘复之从司法部调任公安部任部长后，针对当时极为严峻的治安形势，亲自起草了一份名为《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并于7月送报中央。邓小平在两天内看完了这份报告，1983年7月17日上午9时，他召集刘复之和彭真来到自己在北戴河的疗养住所。
邓小平身着草绿色军便服，手里拿着由刘复之起草的、两天前上交的报告。几句寒暄之后，他直切主题：“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说着，邓小平翻开报告，边念边说：“你们的文章主要是这一段：要求对各种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要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多做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实基层单位的公安保卫责任制。”
读到这里，邓小平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停了一会儿，他接着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两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难搞清楚的。”“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发动群众，声势大，有的罪犯会闻风跑掉，那也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战役可以追回来。”“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风向，如果还是软弱无力处理不严，坏人的气势还会长上来。”他打着手势，“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10年20年也解决不了问题。”对于如此严厉的打击可能引起的社会争议，邓小平早有预料，“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彭真表示支持邓小平的意见。
邓小平拍板后，“严打”正式拉开大幕。
1983年8月25日，中央作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为配合此次行动，国家立法机关先后制定一系列单行法律法规，对刑法法典进行修改补充，死刑罪种增长较多。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拐卖人口、传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确定为打击重点，均可判死刑。由此，“严打”正式启动，势如破竹。
追捕“二王”：全国首个悬赏通缉令
严打的第一个战绩就是击毙“二王”。
“二王”是沈阳的王宗和王宗玮两兄弟，1983年春节前夕，“二王”携枪窜入沈阳一解放军医院大院内行窃。他们的行踪引起在场人的警觉，王宗被抓住后，弟弟王宗玮开枪打死四人，打伤三人，兄弟两人踏上亡命之途。
作为“文革”结束后第一起恶性持枪暴力犯罪，这对来自沈阳教师家庭的歹徒，面对的是相对纯净的社会环境和薄弱的刑事侦查力量。悬赏通缉、特警、巡警、道路检查点和“110”这些中国的刑侦网络是从抓捕“二王”开始建立的。全国铺天盖地一般的悬赏通缉令成了那一年独特的景象。在他们逃亡的7个月零6天里，困扰着中国人的问题是：“二王到底在哪儿？”
1983年9月18日，在江西广昌的山林里，几万民警、武警、民兵将“二王”团团围住，万枪齐发下，王宗被当场击毙，王宗玮被活捉后，虚脱得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但还是被愤怒的武警战士殴毙，因为他们的一个战友死于“二王”枪下。由于没有进行审讯，王宗及王宗玮两兄弟究竟到过什么地方，做了几次案，详情不得而知。警方能够肯定作出的判断是，沈阳连杀四人后，他们曾有4次露面，他们曾乘坐北京至广州的第47次列车，在车上作案并开枪打死一人，途经衡阳时，趁火车紧急刹车砸碎车门玻璃跳窗而逃。在湖北武汉的岱山检查站，他们开枪打死4人，其中有3名民警。在江苏淮阴，他们抢劫2.1万元，直至在江西广昌被击毙。为抓捕“二王”，公安部发出了“文革”以来的第一张A级通缉令，而且是建国以来的第一张悬赏通缉令，悬赏额高达千元。当时全国上下，火车站、机场、旅馆等地到处张贴“二王”照片，连中小学生都组织学习，记住“二王”的相貌特征。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