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深圳市委书记吴南生口述:亲历经济特区决策过程

　　两省会议回来以后，压力很大。都压在我身上，因为主要是对着特区来的。压力不但来自北京，还有我们这里一些人“造反”，你毫无办法。不多说了，都是老朋友。感到的压力就多了，譬如派人到香港调查我。我不怕正面的争论，如果摆开来争论，我不怕，最怕的就是背后放暗枪。他说你贪污什么的，这些都是一种斗争的手段。省委开生活会，我不知道要干什么，坐下来了，省长说：“南生啊，今天开生活会，有人说资本家送给你一部汽车，有没有？”我说：“哪有这样的事？”他说：“那你在会上说一说。”一个老同志说：“没有？停在迎宾馆的那部车是谁的？”这一说我就知道了。我说，那是罗新权为了帮助开发汕头特区，特别放在咱们这里的。那时候飞机只从香港到广州，从广州到汕头没有大飞机，有一种苏联出的小飞机，碰到有风就停飞了。他说：“这不行啊！我家里好几部车，拿一部来放到广州，有事开车就走，我开车是第一流的。”车来了放在哪里？放在省委也不可以呀，他每次来，都招呼他住迎宾馆，就把车放在迎宾馆，这个事是秦文俊办的（秦文俊原来是省委副秘书长，他听说我要办特区，自告奋勇要来特区，那好，我正没有助手。后来他在深圳当过书记，在香港新华社分社当过社长，现在住在深圳）。车放在迎宾馆还要钱的呀。你看，人家给我们办特区，还要拿钱，人住要钱，车放在那里还要钱，还说是送我的一部汽车。我说：“我连一次都没有坐过的。”背后的暗箭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是一个人去深圳的，李大姐（坚真）让我的老伴来看我，我老伴在她那里工作。给我打电话，我说：“你千万别来！你不来，我在深圳有秘书，有警卫，谁都可以给我做证明。你来了，人家造谣我没办法解释。”我在深圳工作时，我老婆一次没有去过。当时传说“吴南生的老婆拉了一汽车东西”。幸亏没有来，没有来就不用解释了。如果要来了，你再解释也没有用。那时候送什么呢？送袜子、雨伞、金器什么的。你看，人一穷，穷到互相钩心斗角，斗到这样的程度！

　　两省会议的文件我看都不想看，我不把它放在心上，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你们写特区要把谷牧好好写一写。谷牧确确实实做了很多工作，他脾气又好，人也比较随和，陈云那里他去说一说，邓小平那里他去说一说，赵紫阳、万里、胡耀邦，他们关系都很好，没有他在上面顶着，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那就大祸临头。我对谷牧同志是非常尊敬的，要说中国办特区，他是第一功臣。

　　三、邓小平题词

　　一直过了5年，到1984年小平同志才来。到了深圳，梁湘给他汇报，完了请他做指示，他说：“我现在不说，等回到北京再说。”把大家都吓坏了。第二天参观过后，好一点了。到了蛇口，又好一点了。在深圳请他题词他不题，到了蛇口请他题，题了个“海上世界”，那个船是从苏联买来的。没想到会出来这么多高楼大厦。到了珠海，就题了“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个消息传到深圳，深圳市委整个就发疯了。珠海经济特区好，那就是深圳特区不好，那怎么办啊？赶快派张荣（深圳接待办的主任，原来陶铸的警卫员）来找我，说：“这样不行，市委开了会，无论如何要请小平同志题个字，要不然珠海好，那深圳怎么办呢？”邓小平从珠海回到广州来，住在珠岛。那天一早，他去外面散步。张荣跟杨尚昆谈了，跟王震也谈了，他们两个都赞成，说应该写一个给深圳。跟邓榕也谈了，邓榕也帮忙，把纸都铺好了，把墨都准备好了。小平在外面散步回来，一看到张荣在这里，问：“你怎么还在这里？怎么没回去？”邓榕给他说：“人家是专门赶来的，要请你来题个字，给他们写一个吧？”就题了。深圳的人拟了一些稿子，我一看不行，后来稿是我写的，我这个稿说：“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办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小平稍微改了一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把“中央”改成“我们”，在他来说是对的。这算是一次成功的攻关。

　　我在深圳一直待到1985年，我是以省委主管书记身份在那里工作的。1985年我离开省委，做政协主席，就离开了深圳。

　　四、我的思想转变过程

　　现在回过头来讲讲我的思想转变过程。应该说，我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放的。我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但是我看书很多。以后参加革命、参加党，我一直当宣传部长。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汕头、广东，华侨多，对外边的情况知道比较多。广东省两次饿死人都是我去调查的，一次是1955年的高要，那次死人没有几个。1960年又让我去，这次到合浦。亲眼看到一下子倒下4个，风一吹，倒下来就死了。类似的情形，1943年国民党时期我也看到过，但是现在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解放这么多年了，居然还是这样的！很震惊。当时我就给陶铸、赵紫阳写信，打电话，但他们没有回我的话。我觉得有点奇怪，怎么不回我的话呢？我就派了地委第二书记和水产厅的厅长，专门找赵紫阳汇报。他们汇报回去了，一见面脸都发青，说不出话来。我说：“怎么一回事？”他说：“赵紫阳说不能牵扯到粮食问题。”我说：“不是粮食问题怎么还会饿死人呀？哪有这样的道理呢？那这样我不干了！”原来彭德怀的事发生了。彭德怀的事一出，谁也不敢讲话了。陶铸、赵紫阳他们从庐山开完会回来，紧张得不得了，陶铸都被点了名。我赶回来，他们也不肯说话，后来陶铸、赵紫阳都去合浦看了。一直到现在，没有人找过我谈一次话。中南局一成立就处理信阳事件，饿死100多万。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如果是过去遇到灾荒、灾祸，我可以带着儿子女儿去逃荒，但是共产党的统治不准逃荒。为什么死那么多人？离开本村，没有粮票，到外面去谁也没法活。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初稿，他让人打电话叫刘少奇到广州。北京回答：少奇同志正在主持西北、东北、华北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工作会议，能不能晚两天来？毛听了大发脾气，写了一个条子给陶铸，让陶铸到北京把刘少奇叫来。我当时是省委办公厅主任。赶紧为陶铸准备专机，但是，这边专机刚准备好，北京的专机来了，刘少奇不请自来了。刘少奇被打倒后，我调出毛给陶铸的那个条子，只见上面写着：“是哪个皇帝骑在我头上拉屎，现任命陶铸为特命全权大使到北京接驾。”可能是陶铸看到条子给邓小平打了电话，说主席生气了，让少奇同志赶快来吧。刘少奇就立即来到了广州。这张条子当时在中南局档案馆，后移存中央档案馆。

　　1972年，赵紫阳从内蒙古回广东，第二天我们就去看他，他来了以后也没有多少事做。不久，王冶秋带队访问日本，回国路过广州，给我们讲我国香港的观感，讲日本的观感。我跟紫阳说：“你听不听呀？”“听！” 我们3个人听了，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文化大革命前，对外面的世界一点都不知道。王冶秋说，那天开幕式，许多大学校长、专家都来了，人满满的。田中角荣首相也到会致辞，他和防卫厅长进会场，没有人给他让路，没有人理他，防卫厅长说：“请大家让一让，让一让！”就这样挤到主席台。讲话完了，没有人鼓掌。他说还有什么事，就先走了，下了台要出去，也没有人理他，没有人给他让路。田中走了以后，博物馆馆长上去讲话，大家都给他让路。“奇怪啊！怎么总理大臣讲话大家都不让路，博物馆馆长大家都让路？”他们又看到天上那个“打倒田中”的气球，以为日本也和我们一样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呢。后来日本朋友说：“那有什么呢。他选上，当总理。过两天选不上什么都不是了。这些教授都是有学问的人，我们是尊重他的学问。”你看，这些观念和我们差别多远啊！王冶秋讲，随着我们代表团服务的一个日本女孩，20岁左右，每天开着小汽车来，下午开小汽车走了。大家都给她开玩笑说：“你是不是晚上去会你的男朋友，谈恋爱？”她说：“不是啊，我去念大学。我们这里，初中生去打工是一种工资，高中生是一种工资，大学生又是一种工资。所以，每天晚上我都去上大学，希望多赚点钱。”“那你这个汽车怎么回事？”“这是分期付款的。”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观念，赵紫阳也没有听说过。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在广州招待日本教育代表团，请他们吃饭，日本来的教授掉眼泪，说：“今天中国这么好，日本到现在连饭都吃不上。”当时日本还很困难，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日本还是很困难的，香港也很困难。我们老说日本搞军国主义，其实不是，他们是搞民主政治的。相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这样一种个人崇拜，这样一种权力高度集中，无中生有，没有的事都往一个人身上加。人家不是，他当首相，过两年不是就没有了，他们尊敬的是学问，所以大学教授很受尊重。我们的大学教授算什么？我们现在大学正在培养做官的，厅级校长，副部级校长，什么都封个官，和尚都有级别。这样的社会叫民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