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2015年第5期《炎黄春秋》,吴南生口述,萧冬连、杨继绳整理。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
采访时间:2007年10月18日下午、19日下午
采访地点:吴南生住所
(吴南生,1922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1979年初,负责筹办广东省三个经济特区,兼任省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深圳市长。1985年后为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主席。)
关于经济特区创办的情况,我们编辑了一本书:《经济特区的由来》,我所了解的情况,百分之七八十的内容都在这里,还有百分之一二十的内容不大好写,我今天着重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一、出口特区的酝酿过程
打倒“四人帮”之前虽然说我是“解放”了,但是我喜欢说怪话,骂人,人家也不给我做官。我和韦国清在中南区的时候就比较熟悉,他对广东省不熟悉,一来就来看我。但我这时也只能当个政策研究室主任,因为常委里面还有多个造反派。每一次开会,我都列席,坐在那里听听。他们叫我作“黑高参”,意思是说韦国清很多主意是我出的。这差不多也是实情。打倒“四人帮”以后几个造反派靠边站了,我才参加省委领导班子,做常委、书记,我也算老资格,完全可以当的。文化大革命我没有什么负担,在位的人就有负担了,因为他总会说错话,办错事。所以,主持平反工作我出面比较多,像“李一哲”的平反就是我主持的。“李一哲”其实是三个人: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平反的时候香港的记者都来了。
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很重要,这个讨论对大家的思想启发很大。改革开放作为一种希望这是普遍都有的,希望改革,希望开放,那怎么样开放、怎么样改革我们不知道,真理标准讨论使很多人思想豁然开朗。三中全会后,大家纷纷到各个地区去传达,我到汕头。那时候的汕头是大汕头,包括现在的汕尾、揭阳、潮州、梅州,等于现在的5个市。我是汕头人,很多年没回去过了。我小时候在汕头生长,我的家是贫民户,很穷很穷的。但是,那时候还不像现在,那时候的穷是参差不齐的,你大穷,他小穷。现在是大家一起穷,你穷我也穷,破旧得非常可怕。我再三地想,怎么办?怎样才能快一点改变这个局面?我就从香港请一些老朋友来,帮我出主意。那时从香港到汕头,没有船,没有飞机,只有一种大汽车,一天一次或是几天一次。路是很坏的路,汽车是很落后的汽车,从深圳开到汕头得走两天,很辛苦的。客人来了后就跟我讲:“唉!一路上载歌载舞,热烈欢迎啊!”我问:“怎么一回事?”他说:“在汽车上,汽车这样两边摇,所以叫‘载歌载舞’;车里没有空调,热得不得了,所以叫‘热烈欢迎’。”
1978年底1979年初,从香港请来的朋友很多,最有名的是庄世平,庄老是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后来是全国侨联副主席,其实他是我们的一个老同志。他是银行家,这方面比较熟悉,许多人是经过庄老请来的,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叫罗新权,是广东省人大副主任罗明的同村侄子。他在新加坡,原来是一个的士司机,后来做生意发财了。这个人很了不起,很爱国,文化大革命中间我国开始海上石油勘探,需要海上石油勘探船,美国人不让卖给我们,就是罗新权帮忙,通过新加坡转过来的,好像是新加坡买了专利造出来的,他还在中东沙特等地搞连片开发,做了很多事。所以庄老把他带到了汕头。还有泰国曼谷银行的陈有汉、泰国正大集团谢国明家族四兄弟等都来了。谢国明爸爸是我的老朋友,很爱国的。他们提了很好的建议。特别是罗新权,来汕头一待就是半个月一个月。当然,罗新权得到了银行家陈有汉的支持,没有银行的支持他也转动不了。
大家谈来谈去,我问:“有什么最快的办法?”罗新权说:“你敢不敢搞自由港?这样是最快的。你看我们的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能够那么快地发展起来,也是靠这个。台湾叫作‘出口加工区’,香港叫‘自由港’。” 他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因为对外面的消息我还是知道的。请罗新权来就是规划这件事。谈得有点头绪了,1979年2月21日,我就给省委写了一封信,那封信是用电话挂的,说汕头利用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潜力很大,应当“下放一些权力,让他们放手大干”。2月底3月初,我从汕头回到广州,住在赵紫阳当年住的房子里。又和我们许多经济学家谈,包括卓炯,他也主张市场经济。广东社会科学界思想都比较一致,他们跟我很熟,都是老朋友,在我面前什么话都敢说。办特区的想法就是这样产生的。
回到广州的那天晚上,习仲勋到我家里,我谈了我的想法。习仲勋说:“我赞成,明天开会你说吧!”第二天开会我就讲了。我说:“希望搞一个点,先走一步。如果同意,就把汕头作为试点吧,因为汕头有两个条件:一是汕头对外贸易比较多,二是汕头华侨比较多,全省创汇除了广州就是汕头。”当时汕头创汇1亿美金,现在看不算什么,当时比江西全省还要多。仲勋同志当场就说:“要搞都搞,全省都搞!”他不知道不能全省都搞的,全省都搞不得了!最后商量,在汕头、深圳、珠海3个地方搞。当时的情况是大家都希望改革。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哪一个人发明的,哪一个人先提出来的,我是不赞成这个说法的,应该说,是党内、社会上甚至海外大家共同的要求。
最初的设想比较粗犷。仲勋说:“写个报告给中央,4月初中央开会,我要去,当面给中央提出来。”我说:“国务院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你参加吗?”他说:“我还没有做结论呢。”当时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但《刘志丹》这本书“利用小说反党”这个说法还没有做结论。他说:“我去要求做结论啊!”他去那里主要是办这个事。这个会不是邓小平而是华国锋主持的,是华国锋最后同意、赞成了广东的建议。习仲勋回来传达,都是讲的华主席,不是讲邓小平。他只讲了邓小平一句话。习仲勋说:“小平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看他对改革开放也是很积极的。”他是这样传达的。我现在写文章照样写,是华国锋主持的、同意的。
当时叫什么名字一时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台湾有了。叫“自由港”?又不敢叫。叫作什么?“特区”这两个字倒是小平同志提的,广东人不敢讲特区,过去反过广东人的“地方主义”,要是说我搞特区,还得了!那是不行的。“特区”两个字不是在会上提出来的,几个老头没有参加会议,开完会,谷牧受委托给陈云、小平汇报。有些材料说是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不对。谷牧对小平说:“广东有这样的思想,先走一步,划一个地方出来,搞改革开放,然后全面推开。”小平很赞成。谷牧说:“但是名字定不下来。”邓小平说: “那就叫特区吧!”
有一本书叫《中国改革开放史》,里面说是习仲勋到汕头去传达,看到汕头的情况,回来提议要办这个东西,以后又见了邓小平,又是如何如何。两年以后我才知道有这本书,我说:“你们怎么这样胡说?”后来,他们给我打了电话,做了一个更正。芦荻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百年潮》,纠正这个事实。作者很多是年轻人,不知道情况,情有可原,但起码你把稿子拿来给广东看一下。
这里澄清两个事情:一个说法是,1978年提出在宝安、珠海办出口生产基地,这与办特区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后来也没有搞成。《特区的由来》第463页有一个注说清楚了。1978年,段云从香港回来,到广州向省委介绍情况,在省委5楼开的会,他提出建立外贸基地的意见。他们提出这个意见完全是为了外贸,为了出口。一看就知道,都是计划经济的东西。根本和特区挂不上,甚至与外逃也没有关系。文革前,中南局就在那里搞了两个生产基地。
另一个说法是,1977年9月邓小平来广东听汇报时说的两句话,是“打了两个哑谜”。这都是胡说的。当时叶帅在广州,身体不好,住在南湖宾馆。小平同志才出来工作,就来广州看叶帅。来了以后开个小会向他汇报,我,还有韦国清、李大姐(坚真)、焦林义等人参加。韦国清在汇报中谈到外逃的情况,小平插话说:“这是政策问题,不是边防部队所能管的。”有人说,这两句话是“打了两个哑谜”。你说以我的水平不知道是政策问题,只有小平说了我才知道吗?我有这么傻吗?我对这个情况心里是很清楚的。还有一篇报道说,在座的人都听不懂,只有一个吴南生听得懂,所以他后来办了特区。这一说,就证明广东省委的水平很低,莫名其妙!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那时候,外逃是非常严重的,深圳那个山上,藏着大概几万人,等着晚上要冲下去。深圳本身的人都跑光了。深圳有两个罗芳村,深圳河这边有一个罗芳村,那边还有一个罗芳村,那边的工资比这边高了好多倍,他们怎么不跑?改变不了的。从1974年开始,边境上一直在那里拼命往外跑,天天在跑,一直到1980年,全国人大通过广东省《特区工作条例》。建立经济特区的消息一公布,就不跑了,大家的心都安定下来了。真的很奇怪,连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看,邓小平1977年就说了,到1980年还在跑,怎么能说邓小平有什么办法呢?有办法他早就用出来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