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推开林彪卧室的门,看见窗帘拉上了,我就一边说来了一份特急电报,一边打开了电灯,这才发现林彪跟叶群正睡在一起呢!这一下子弄得我那个狼狈不堪呀!我原来以为中午休息,他们大概是分开睡的,没有想到会是这种情况。
正在我左右为难,马上退出来不好,不退出来也不好的时候,林彪倒先开了口,打破了尴尬场面,他问我:有什么事情?我红着脸在那儿简单地说了两句,林彪说,这个事不用忙,下午再处理。我一听这话,赶快关上灯,把房门带上,退了出来。正在我带房门的时候,我听见叶群说了一句:这有什么急的,讨厌! 林彪倒什么话也没说。
从此以后,我就更加小心了,并且时间一长,我也能基本区别轻重缓急了。下面来电,对他们来说,好像是大事,非常紧急,动不动就是特急电,到了林彪这里,多半都可以先放放。后来我也明白了,要是上面来了特急电,我都要马上给林彪送去,那林彪也就不用休息了。
第二号、三号人物
常来辽阳街一号找林彪的人,没有几个,除了高岗,大概就是东北野战军的第二号人物罗荣桓,和第三号人物刘亚楼了。
就我个人观察,林彪与罗荣桓的关系非常和谐、非常默契。林彪很少到罗荣桓那里去,罗荣桓经常是自己来找林彪,如果有什么问题,两个人一商量,就定了。而且,两个人各有分工,各负其责,从来都互不干涉。
林、罗在东北合作,是从1947年5月正式开始的。当时罗荣桓从苏联治病回来,到双城去看林彪。林与罗见面,两人谈得很愉快。林彪就请罗荣桓留在双城,罗也一口答应了。林彪马上给毛主席打电报,说我见到罗荣桓,我主张他在前方同我一起工作,他也同意,后方仍由高岗主持。
罗荣桓一来,管起了政治思想、后勤补充、干部配备工作。林彪一下子就省心了。过去林彪既要指挥作战,又得做政治工作,整天忙得四脚朝天。有了罗荣桓,情况就不一样了,林彪可以集中全部精力指挥打仗了。
刘亚楼与林彪的关系很好。林、刘也算是老上下级关系了。刘亚楼一当兵就在林彪当军团长的红一军团,16岁就当了营长。1937年,刘亚楼去苏联留学。一年后,林彪因伤也去了苏联,两个人又在莫斯科见面了。没过几年,苏德战争爆发,刘亚楼被分配到苏联远东司令部,作少校参谋去了。以后,刘亚楼随苏联红军到了大连。在大连罗荣桓见到刘亚楼,一看刘在苏军当了几年参谋,有经验,又是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就推荐他给林彪作参谋长。
罗荣桓推荐刘亚楼当参谋长,算是选中了人了。刘亚楼一到,司令部的建设、参谋工作,立刻有了改观。
原来如此
林彪考我的第三天,我还没有办完移交,东北局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县团级以上干部报告会,当时只通知是听林彪的报告,没有通知是什么内容,我也去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在这种场合见到林彪。
会议开始后,我就听林彪说,我今天讲一个国际主义的问题。接着他就说,“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天性……”。我一听,才恍然大悟,原来前两天林彪叫我记的,就是今天他作报告的腹稿。当时我看到他只拿着几张纸,是个提纲性的东西,讲话时偶尔看一下。
为什么林彪要作这个报告,这有它当时的背景。
当时不光群众,也不光是干部,甚至在一部分相当负责的同志当中,对苏联出兵东北后的表现很有意见。比如,把鞍钢和沈阳的有些设备拆下来运走了,甚至把北安到黑河的铁路都扒掉运回苏联;还有,一些苏联红军,违犯纪律,乱拿乱收东西,甚至强奸妇女,等等。觉得这不像个伟大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所应该干的。大家很有情绪,很有意见。所以东北局专门请第一书记、东北军区第一把手林彪作这个报告。
我给林彪当秘书这一段,他让我去起草上到中央军委、主席,下至兵团、纵队甚至各师(个别情况下,林越级指挥到师)的电报,他都事先思考得很仔细,可以说是字斟句酌,出口成章,这是林彪作风上的一个特点。打起仗来,他可以在满墙的地图面前,一坐就是一两个钟头,他觉得考虑好了,就让我去,更多的是他自己到我办公室来,他说我记。简单的,当场我再念一遍;重要的,或者比较长的,我就整理后再送他审阅定稿。所以,我这个秘书也是比较省事的。
林彪的生活
林彪的生活和保卫不归我管,由王本负责,但我也了解一些。就我日常接触到的和王本有时对我说的,那时林彪的生活比较简朴,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提过什么生活上的要求,比如房子冷不热了,要穿什么,吃什么。
那时候,林彪的厨师是一位冀东人,政治上当然可靠,是个共产党员,技术却不太高明。但林从来不说什么。林那一段指明要吃的东西就是腊肉,因为他睡眠不好,不知道他从什么书上看到,说吃腊肉有利于睡眠。但平津战役期间,他也很少提出要吃腊肉了。
我听王本说过,在我去之前,有一次在双城前线指挥部,林彪不知道从什么书上看到治失眠的一个中药方子,就直接让警卫员上街给他抓了几副药熬着喝了,结果出了大事。林彪喝了药,很快就休克,人事不省啦!刘亚楼听说了,就往林彪这边儿跑,跑来就哭了。医生好不容易才把林彪抢救过来。刘亚楼当场就把那个介绍方子的书拿走了,并且叮嘱警卫员,以后如果林彪再让你们去抓药,一律经过王本请负责保健的大夫看过同意后再办。
那里负责林彪保健的大夫叫戴济民,他是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是一位老同志,已经四十好几了,蓄了一嘴的小胡子,相当瘦,但身体不错,他在辽、沈、平津战役期间始终跟着林彪。
辽沈战役期间,那时已是十月份了,东北已经相当冷了,他还对我说过,你不要看我年纪大,身体还瘦,但很健康,我一直坚持每天早上用一桶凉水从头上冲下来。我说,那不冷吗?他说,习惯了,也就不冷了。沈阳解放之后,我听说他经人介绍,找了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大学生结婚了。以后我曾见过他的这位夫人,中等身材,戴一副眼镜,长得蛮精神的。1977年我调回到卫生部工作以后,因为搞清查“四人帮”的事情,有一次,说到一件事,有人提到戴济民。我仔细一打听,就是他,那时他七十多了,不再工作了。我打听到他的住处,还去看望过他一次。看到别后三十年,他身体已大不如从前。过不几年,他就去世了。
林彪在生活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有条件,就是大白天,他也喜欢拉上窗帘,开上电灯。他觉得这样显得静一些,好集中精力思考问题。但我当秘书这一段,除了住在哈尔滨、沈阳、北平,有这个条件时是这样,实际上,打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时,我们都住在农村,不过没有窗帘,晚上连电灯也没有,他却指挥了这两大战役。
不好动是林彪的一个习惯,连出去散步的时候都少,除了考虑问题,喜欢在屋子里走方步,就喜欢坐着,或在躺椅上躺着。
那时的林彪,性格比较平和、含蓄,有耐性,跟我原来想像的武人性格大不一样。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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